以产假和陪产假为例，这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原本有稳定工作的年轻妇女，都不可能为了生育和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要她们放心怀孕和生育，除了工作上能灵活安排，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长的产假，让她们在产后安心照顾自己的宝宝，直到婴儿能被送到托婴所。
毫无疑问，要在本地私人企业界落实这类措施是相对困难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企业还远没有这种亲家庭的文化。有议员就提问，政府是否应该立法强制规定公司提供陪产假？答案明显是无法一蹴而就，因为这涉及公司人手、成本和运作安排等问题，不是众多中小企业目前所能应付得了的。因此，政府只能按部就班进行，不能操之过急，即使这是最终必要的措施。
简单说，我们当前面对的人口问题中，存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叠加的双重挑战，两者对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各种负面的效应。这两大人口问题已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正如协助管理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所指出的，这是全体国人都必须关注并协力解决的国家长远生存问题。
我国整体生育率持续下滑，首次跌至1.0以下。初步数据显示，我国去年的生育率仅为0.97，是历来最低，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与韩国等国一样，已处于世界垫底位置。韩国去年的生育率跌至0.72，今年预计持续下滑至0.68。
其次，现代女性也多不愿如传统主妇那样，单独负起看顾婴儿的责任，而是期望丈夫也一起负担家务，因此，男性的陪产假也变得不可或缺。虽然目前已有陪产假，但据英兰妮透露，只有约一半有资格拿假的男性这么做。其中原因值得研究。是一些男性还无法摆脱传统的大男人主义吗？还是他们的雇主不鼓励这么做？
英兰妮于2月28日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总理公署的开支预算时说，生育率下跌将对我国社会和经济造成影响。家庭人数更少，意味着更多夹心层会面对照顾孩子和年长者的压力。人口减少也会影响劳动队伍的规模。我国将更难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吸引海外企业，并为下一代创造机会。因此，政府决心应对这些挑战。
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产假和陪产假，但和一些生育率比我国表现更佳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有所不足。北欧国家和法国就提供了更长的产假和陪产假，有些国家的产假可以长达半年至九个月，公司企业也能为产妇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
单单生育率下跌已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在又加上人口急速老龄化的问题，对国家经济来说可谓百上加斤。因为世界经济现在面对诸多的逆风和不确定因素，我国要在未来争取每年2%到3％的增长率并非易事，非得从结构重组及提高生产力下手不可。与此同时得兼顾生育与老龄化等挑战，任务可谓十分艰巨，是故需要全体国人的关注和协力。比方，在适度引进新移民和外来劳力以弥补生育不足和人口老龄化方面，国人就必须继续保持宽容的心态。企业应该响应政府号召，积极落实相关具体政策，如鼓励更多男雇员使用陪产假分担妻子的育婴责任，营造亲家庭的工作环境。当然，年轻夫妻应更加紧努力，提高生育力。
我国政府多年来扶持和鼓励生育的努力，至今始终无法扭转生育率下滑的趋势。鉴于接下来经济发展和增长会面对更多阻力，可能对人们产生心理上的冲击，因此要阻遏这个下跌趋势，挑战性将会变得更大。与此同时，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则是既成的事实，一般预料我们将很快成为超老龄社会。
问题是，政府还能拿出什么更有效的解决方案？英兰妮胪列了政府这些年来实施的各种亲家庭和助生育的措施。这些措施应该都产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显然还不足以让生育率止跌回稳。这些措施是否不够力道，需要加强？还是在落实上有某些不足之处？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都值得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深入研究和全面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