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碳排放量不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美国怎么能傲慢地要求印度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同理，如果不提供切实的激励，美国又怎么能说服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政府减少亚马逊森林的砍伐（热带雨林是大自然的碳汇）和开发？
在增长迅速的中国和印度，煤炭贡献了60%的发电量。虽然两国都在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但它们的能源需求增长太快，不可能摒弃可方便获取的煤炭。
在现有多边援助机构框架内很难找到可行之道，因为当前框架在气候问题上的专业性不够，而且被不同地区往不同方向拉扯。比如，最近世界银行颇为任性地决定，停止为几乎所有新化石燃料（包括天然气）电厂提供融资，令许多能源专家非常失望。美国以相对清洁的天然气取代肮脏的煤电，在过去10年成功大幅降低排放增长（尽管特朗普大力鼓励煤炭开采），也是著名的将气候风险最小化的务实方案“普林斯顿楔子”（Princeton wedges）的核心。我们绝不能让最完美方案沦为转型为碳中性未来的公敌。
除了无知的总统，大多数认真的研究人员认为，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风险，可能是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其影响已经显现，如美国西海岸和欧洲创纪录的热浪、艾奥瓦州的大规模洪灾、气候风险导致房屋保险价格攀升到许多人无法承担的水平等。热带地区太热太干旱而无法维持农业，气候移民人数可能在本世纪末剧增至10亿或以上，相比之下，当今的难民问题根本算不上什么。
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亚洲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倍，是欧洲的三倍。国际能源署是全球气候变化辩论中为数不多的诚实中介之一，也是世界碳银行新研究部门组建时可以参考的模式。在发达经济体，煤电厂的平均年龄为42年，许多已经达到自然使用年限，逐步弃用并非沉重的负担。但在亚洲，每年都有一家新煤电厂开建，煤电厂的平均年龄仅为11年，大部分还将运行数十年之久。
发达经济体必须收拾好自己的环境。但如果发展中的亚洲，以及有一天也进入发展阶段的非洲，不踏上不同的发展道路，那就不够了。即使我们拥有所有人都希望拥有的奇迹般的科技发展，但新的世界碳银行还是任何全方位解决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
它将花费多少，取决于假设和雄心，未来10年1万亿美元是少不了的。疯狂吗？也许不，如果与其他做法相比。即使只是“绿色新政”，也好过绿色无政。
现在是时候成立一个新的专门机构——世界碳银行（World Carbon Bank），为发达经济体提供工具进行援助协调和技术转移，而不是同一时间试图解决其他所有的发展问题。是的，我完全知道美国现任政府不愿拨款给现有国际机构，但西方国家无法从一个气候责任互相交织的世界中撤离。
尽管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气候变化否定派的冷嘲热讽，但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仍然直击要害，要求美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身作则。然而，悲哀的事实是，尽管美国的饕餮文化产生了诸多毫无必要的浪费，但到目前为止，新兴亚洲才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推动力。再歇斯底里也不能解决问题。解决办法是给中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等国建立正确的激励。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美国军队已经在为这一威胁做准备。早在2013年，美国太平洋部队司令洛克利尔上将（Samuel J. Locklear）已将长期气候变化列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鉴于人们严重怀疑现有措施如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是否能让全球变暖放缓，因此务实派认为，绝对必须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的看法是正确的。
减少碳排放有许多选项。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我）偏向于全球碳税，有一些人则认为，政治上更容易推行的限额交易模式，也能起到几乎相同的效果。但对急于满足人民基本能源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这些都是空中楼阁。在非洲，只有43%的人能用上电，但在全世界有87%的人能用上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