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然并不等于应然。中国之所以要在行政体制方面进行改革，正是要革除那些不合乎现代政治文明与技艺的传统做法，使之适应当代社会需求和世界潮流大势，说白了就是治理现代化。王岐山的讲话，你可以说他经过了深思熟虑，但也不要把领导人的口头表达太过神秘化、神圣化。所以我也同意甄鹏文章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针对王岐山讲话的过度阐释不以为然。
“侠客岛”的解释是：“‘党政分开’在舆论场的话语体系中，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异化成了意识形态之争，争论的核心就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如果说“党政分工”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政分开”就是不要党的领导，那么我只好说，“侠客岛”的撰稿人没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实际上只有党政分开以后，党才能真正发挥好领导主体的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究竟谁领导谁？
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模糊认识，可能跟美籍华人作家林达有关。林达其实是一对夫妇的联合笔名，夫妻俩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撰写中文通俗读物，主要涉及美国的政治文化。1997年，林达出版“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第一本《历史深处的忧虑》，其中就把美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权力机构，描述成“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分支”。这“政府三分支”以及“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之类说法，应该就是林达的发明。
《联合早报》3月23日发表中国学者甄鹏的文章《党政分开与党政分工》，文中观点我基本赞同。比如，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与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座谈时发表的那番讲话：“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这从逻辑上说是讲不通的。因为，所谓党政分工，是指党和政府的职责分开，实际上就是党政分开。
作者是中国四川成都自由撰稿人
王岐山那样说，除了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就那样混沌不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那样认为外，实际上也跟这些年来舆论界对相关问题的模糊不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大有关系。比如关于政府的“广义－狭义”说，就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把国家政权机关说成是“广义的政府”，容易误导一般民众，以为国家的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机构、甚至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只有分工没有分开的，今后也只能继续分工不能分开。
甄鹏的文章在这方面也同样如此。该文指出：“‘政府’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政府包括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例如美国。狭义的政府专指行政机构。”
观点碰撞
王岐山说：“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这段话从实际情况看，或许反映了部分事实，尤其是一般民众确实是把政府当成了铁板一块的“官府”——这也合乎数千年传统中国的政制架构实际，比如司法与行政不分，议行合一等等。
把包括政府在内的三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描述为一个“广义政府”之下的“三个分支”，其结果是让民众误以为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天经地义是一家，断然不可分，要分也只能是内部“分工”，无论如何不能“分开”。
我的看法是，如果非得有所区别不可的话，那么在中文语境之下，与其用“广义的政府”去指代英文中的Government，不如用“官府”一词去区别“政府”。从中文语词上说，政府就是“行政府”，法院就是“司法院”，议会就是“代议会”，它们本来就是三个并列的权力机构，统称它们“官府”也可以，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广义、狭义的问题。
这个观点，也合乎邓小平当年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论述。邓小平说：“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实行党政分开，而不是简单地在内部做一个分工。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多么事关宏旨的意识形态命题，只能算现代政治运作中的一个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