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标签，也有利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社会，以受害者的身份争取到更多的“同情分”。因此以色列乐于继续将哈马斯描述为一个“恐怖组织”，拒绝哈马斯属性的变化。
《纲领》难破巴以和谈僵局
《老宪章》仍存在
其次是以色列难以在短期内接受哈马斯的角色变化。哈马斯的“恐怖组织”属性，有利于以色列右翼保持国内的政治优势。一方面，将哈马斯表述为“恐怖组织”，意味着以色列时刻面临来自于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在国内大选中，往往可以突出安全议题，而掩盖比如以色列国内族群（欧洲犹太人、东方犹太人、非洲犹太人、前苏联犹太人移民）、教派（极端正统派、改良派、世俗派）、经济（高房价、高通胀率）等有利于左翼政治党派的议题，保持右翼政党在以色列政坛的主导地位。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布的《纲领》文件，调整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展示在巴以问题立场的灵活性，但是巴勒斯坦内部分歧犹存，巴以和平议题仍然复杂而棘手，巴以和谈的最终达成，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在1988年《宪章》中，哈马斯明确反对世俗主义，公开提出“真主是目的，先知是榜样，《古兰经》是宪法、圣战是道路，牺牲是理想”的口号。在《宪章》中，哈马斯将巴勒斯坦视为伊斯兰的宗教财产（“瓦克夫”），认为巴勒斯坦主权属于真主，因此反对国际社会和有关各方针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和谈。
尽管较之1988年《宪章》，《纲领》在建立哈马斯组织性质定位、巴勒斯坦国家、与以色列和犹太人关系方面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未来无论是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和解，还是巴以和谈实现突破，都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
首先是巴勒斯坦内部主流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矛盾仍存，难以化解。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矛盾，可以追述到上世纪70年代，当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民众大起义”（因提法达）出现后，哈马斯影响力激增。1993年法塔赫和哈马斯在苏丹曾秘密会谈，商讨未来建立统一的政治力量，但是分歧过大。
《宪章》突出了“圣战”在促成巴勒斯坦“解放”中的地位，明确了以色列和犹太人是哈马斯的敌人，号召所有穆斯林来加入“圣战”。《宪章》明确了哈马斯的奋斗目标，是将巴勒斯坦建成一个伊斯兰法治理下的国家，“只有巴勒斯坦接受了伊斯兰道路，我们才真正地成为巴勒斯坦的战士”。
第三，《纲领》暗示了哈马斯将会接受以色列合法性，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家的主张。“尽管如此，在不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以色列）和不放弃巴勒斯坦国土的前提下，哈马斯愿意考虑建立一个拥有完整主权和独立自主的、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沿着1967年6月4日停火线为边界的巴勒斯坦国家，并要求能够促成难民的回归以及流离失所民众重返家园。”
在分析《纲领》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1988年的《哈马斯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宪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文本的“伊斯兰特征”，比如明确哈马斯指导思想是“源于伊斯兰”，将自身定位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并号召通过“圣战”的暴力方式来促成巴勒斯坦伊斯兰国家的建立。
而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立法议会选举中，哈马斯获胜，随后法塔赫拒绝接受结果，导致双方“火并”，哈马斯控制加沙，与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分隔至今。究其根源，哈马斯一直以来都力图成为与法塔赫“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而法塔赫则一直试图将哈马斯纳入自己主导的“政治生态”之中。
第四，《纲领》不再突出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转而通过突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以及对于埃及关切的“折中”。《纲领》不再强调自身的“穆斯林兄弟会”属性，将有利于促成哈马斯与埃及塞西政府的进一步和解与接触，有利于哈马斯打破当前的封锁和孤立局面。
新的《纲领》在许多方面确实与《宪章》差异明显。首先《纲领》区分了“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之间的区别，不再将所有的犹太人视为“敌人”：“哈马斯明确其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团体的冲突，并不是与犹太人出于宗教原因的冲突。哈马斯并不与犹太人进行斗争，而是与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斗争。”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根据《宪章》将哈马斯定性为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尽管随后的数十年中，哈马斯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表现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一面：比如在2004年哈马斯领导人马沙阿勒，就曾经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沙龙秘密达成谅解：哈马斯不再实施自杀式袭击，换取以色列不再暗杀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再比如哈马斯在2006年参加了巴勒斯坦立法议会的选举，而且还积极地鼓励和支持哈马斯支持者，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大学参加学生会选举，争取巴勒斯坦学生的支持。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哈马斯领导层一直避免针对《宪章》做出修改。而此次出台新的《纲领》，按照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奥斯曼·哈姆丹的解释，并不是为了取代《宪章》，而是针对新时期的形势需要，做出更加明确的“指示”。
《纲领》与《宪章》变化
《纲领》被认为是哈马斯摒弃过去“不承认以色列”和拒绝“巴以和谈”的立场，很有可能会帮助促成未来的巴以和谈进程，帮助中东持久和平的最终实现。
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第三，《纲领》仍然拒绝承认国际社会尤其是《奥斯陆协定》在巴以和平问题上所做的外交努力。“《奥斯陆协定》以及随后一系列协议，破坏了国际法的主权原则，破坏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最后是巴以和谈老问题仍然存在，僵局难以打破。巴以和谈涉及到边界线、首都（东耶路撒冷归属）、犹太定居点合法性、巴勒斯坦难民安置等一系列敏感而复杂议题。从根本上讲，巴以问题的僵局，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近代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民族身份的建构基础，因此尽管哈马斯通过《纲领》暗示了重回巴以和谈，但是实现巴以真正和平，仍存较大困难。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马沙阿勒在卡塔尔多哈发表了《纲领及政策文件》（以下简称《纲领》），明确地表示哈马斯将会接受“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家”，调整了在巴以问题的立场。
其次《纲领》仍然将武力视作巴勒斯坦解放的重要手段。“通过各种形式抵抗占领，是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法所赋予人民的神圣权利。哈马斯的核心在于武装抵抗，这是保护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重要准则。”
尽管《纲领》的表述有诸多“新奇”之处，但是《纲领》仍然延续了《宪章》的一些指导思想。首先《纲领》仍然将伊斯兰列为哈马斯的指导原则：“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是一个巴勒斯坦伊斯兰民族解放和抵抗运动。其目标是解放巴勒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做斗争。其纲领源于伊斯兰，伊斯兰决定了该组织的原则、目标和实现路径。”
其次《纲领》不再高呼“伊斯兰世界”，转而专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在本质上是反抗土地被占领导致族人流离失所的一项事业。巴勒斯坦难民的权利是返回故土的权利，无论故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1948年后还是1967年后所占领。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在个体和整体上，都是自然而然的。回归故土的权利被诸多法律和原则所确认，包括人权法则以及国际法。巴勒斯坦人回归故土的权利，不得被任何巴勒斯坦、阿拉伯和国际团体所废弃。”
尽管较之1988年《宪章》，《纲领》在建立哈马斯组织性质定位、巴勒斯坦国家、与以色列和犹太人关系方面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未来无论是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和解，还是巴以和谈实现突破，都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