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政府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和塔利班代表团副团长阿巴斯（Abbas Stanekzai），同样来自洛加尔省的斯塔尼克扎伊部落（Stanikzai tribe），两人经由当地部落领导私下接触。一些中部省份如楠格哈尔省、瓦尔达克省、巴米扬省的部分政府高层和当地的塔利班领导，也保持私下的沟通。因此，这些区域可能会实现未公开的停火协议。
阿卜杜拉、前总统卡尔扎伊等人，对于加尼干预谈判委员会人选十分不满。同时，加尼仍然牢牢掌控谈判的决策权。加尼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就要求，最终的决策权应该由总统加尼做出。
美军撤离迫使阿塔对话
（作者是中国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从阿富汗撤离，实际上是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美国2001年出兵阿富汗，目的是为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阿富汗政治力量的重建。美国认为，阿富汗以部落和族群分歧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架构，是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自信满满地认为，通过美式民主政治建构的政治体系，将会帮助阿富汗恢复和平。
塔利班态度依然强硬
然而，美国的设想并未实现。军事上，美国在阿富汗并未完全掌控局面，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地区仍然存在着较强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及其盟国驻阿富汗的兵力最高时达到10万，但是仍然难以完全控制所有地区，只能在阿富汗政府军的配合下，驻守和监控主要大城市和重点关口，绝大部分南部地区难以触及。
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林（Mullah Shirin Akhund），同样出现在谈判团队中，他曾担任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顾问。此外，塔利班内部军事强硬派“哈卡尼”的代表、“哈卡尼”指挥官色拉朱丁的弟弟阿纳斯（Anas Haqqani），也出现在谈判团队中。这些人员显示出塔利班的谈判团队具有的保守和强硬姿态，也预示塔利班难以在未来的谈判中作出关键让步。
当前和平谈判中，全面停火协议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但是部分区域的停火协议很有可能先在各方有默契的情况下实现。2018年6月和2020年斋戒月（4月）期间，塔利班曾与阿富汗政府达成短暂的停火协议，但是未能持续。
根据今年以来塔利班领导层和各种宣传机构的言论，塔利班意见主要包括：要在未来政治权力中拥有否决权，要求占据政治权力的主导地位；要求尊奉伊斯兰教法为国家的根本法律原则；要求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实际控制的坎大哈省、扎布尔省、帕克蒂卡省、赫尔曼德省、尼姆鲁兹省、法拉省、古尔省等，具有决定性话语权；保留塔利班的武装组织。
另一方面，美国和塔利班的沟通，意味着美国和塔利班关系实现了突破。长期以来，美国将塔利班视为“恐怖组织”，塔利班则将美国视为“入侵者”。随着美国与塔利班和平协议的签署，双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位合法化。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谈判，也扫清了法理障碍。
短期停火协议有可能在不同地区先行展开。阿富汗政府控制区，尤其是北部和中部，仍然处于不同的军队和地方势力的控制。阿富汗政府谈判代表在谈判开始之前，已经通过私下渠道与塔利班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协调和磋商。
此次谈判，阿富汗政府派出了由21名政府和社会人士组成的具有“包容性”的代表团，由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穆罕默德（Mohammad Stanekzai）带领。穆罕默德是阿富汗总统加尼的亲信，曾担任阿富汗政府的情报部长和国防部长，长期与塔利班及阿富汗国内极端派别交往，十分熟悉塔利班的事务。2009年以后，穆罕默德长期担任与塔利班谈判的“高级和平委员会”主席，直接负责与塔利班进行接触。
阿富汗谈判局势仍然十分复杂，短期内实现和平难以成功。鉴于美国2021年将完全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国内政治现实仍然十分复杂多变。阿富汗和平谈判恐怕难以实现突破。
在政治上，阿富汗政府继承了历史上的派系—族群裂痕、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中的派系斗争，情况仍然十分严峻，国家政治力量难以真正统一。经济上，阿富汗经济重建困难重重，毒品、贫困、腐败仍然困扰阿富汗的发展和重建。在此背景下，美国经历近20年的驻军和帮助，已经无力继续承担，所以选择撤离。
一方面，塔利班部分武装人员在停火协议后脱离了组织团体，被阿富汗政府“策反”，引起塔利班高层的不满。另一方面，塔利班内部强硬派一直呼吁全面进攻，以复制上世纪90年代中夺下全国政权的经验。
和平谈判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关于阿富汗国家未来的完整架构，此轮谈判的核心和可能结果，是达成阿富汗国内各个政治军事派别的停火协议。
美国从阿富汗撤离，是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平谈判的重要背景。根据美国和塔利班在2020年2月签署的协议，美国将会在2021年完全撤离阿富汗。美国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有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方面，美国军队撤离已经成为定局，意味着阿富汗政府须要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护国家稳定和安全。因此，与塔利班进行对话和沟通，就成了阿富汗政府的重要选择。
阿富汗的谈判团队仍然受中央政府权力纷争所影响。根据2020年5月加尼与反对派领导人、阿富汗政府前最高行政长官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的《权力分享协议》，对塔利班的谈判事务，应该由阿卜杜拉全权负责；但在现实层面，阿富汗谈判团队，尤其是负责监管阿富汗谈判事务的“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是由加尼与8月29日的总统令所组建的。
全面的和平协议，在短期内难以达成。鉴于塔利班谈判团队的强硬属性，塔利班谈判代表很可能会继续坚持诸多政治条件。
区域停火协议或先实现
无论是政治上对中央政府的影响，还是地方上的自治，或者是保留军事力量，阿富汗政府都很难接受。塔利班仍然称阿富汗政府为“美国傀儡”，内心反对将阿富汗政府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塔利班的最高决策机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仍然是创始人奥马尔的部属或亲信，也负责审核塔利班谈判团队的意见和建议。保守且强硬的塔利班决策机构，也很难接受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因此，全面和平协议，很难在短期内实现。
阿富汗政府的谈判团队成员，由国内一些主要的军阀和地方势力领导及其代表组成。比如担任阿富汗总统顾问、阿富汗东北部的地方实力派木塔雷布；阿富汗北部实力派杜斯塔姆的儿子巴图尔；阿富汗红十字会的女创始人阿赫马德的女儿法蒂玛；曾任阿富汗总理的旧军阀西科马蒂亚尔的女婿、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加伊拉特等。一些社会意见人士，如著名的阿富汗女权人士法齐娅等，也在外交谈判团队之列。
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塔利班的谈判团队主要成员具有较强的保守属性，所以难以在谈判中作出巨大的让步。塔利班代表团团长是伊斯兰教法学者阿卜杜勒（Sheikh Abdul Hakim），显示出塔利班的伊斯兰政治理念对政治实践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