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多元文化主义推动“多”的并立，和完全平等的理想成为大音并转变为实践时，当然就会动摇美国国本，造成建国契约的瓦解，从而必然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激起涛天骇浪。
在《加泰罗尼亚独立折射“现代性”之限》（11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中，笔者指出“现代性”有其内生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必致国家生出乱象。为此，笔者选用两个词，即“政治过度”与“政治适度”，来分别指政治理想与行为超过了契约可承载能力，和政治运行是在其自恰的范围内。
20世纪特别在下半叶，很多国家在福利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上的巨大进展，一方面展示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新文明高度；但另一方面，当民主、权利成为至高无上的新政治图腾时，很多国家不知不觉也在进入一种自我设置的陷阱，那就是要承担越来越多公民越来越多的权利需求，实际上是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在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下，新兴群体的到来与壮大，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不仅难以起到补充劳动力的功能，反而会对美国的社会资本形成巨大消耗，还会加剧不同信仰人群间的关系紧张。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过度的过程中，社会必然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又会使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都是“正当”的，但却往往是互相对立的，当它们同时出现于政治生活时，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撕裂。
不久前，美国一些团体要求撤除南北战争纪念物所引发的冲突，同样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当美国精英一再说美国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时，其实，它的包容仍然是在一定刻度下的包容，白人的主导权是美国历史的隐叙事，所谓“大熔炉”是要让“多”融进“一”，并服从“一”的领导。
任何政治都有其限度，当本不属于既定政治范围的人群也卷入政治、当原先并不属于政治范畴的事务也被纳入政治议程时，适度政治就可能转化为政治过度。当然，这个限度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实际上，自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国家形态产生以来，很多国家的内部契约关系都已有不少突破，并且在过去的20世纪里，很多时候并没有出现很大问题，那为什么今天才产生那么多不适呢？
以美国为例 ，它是一个移民国家，自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下半叶，一直在突破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为何并没有导致大的内部危机？原因在于：其一，长久以来，美国的财富一直在增长，能够为契约在更多人群中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持；其二，美国的主流人口和文化，一直未受大的挑战。
然而，在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下，新兴群体的到来与壮大，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不仅难以起到补充劳动力的功能，反而会对美国的社会资本形成巨大消耗，还会加剧不同信仰人群间的关系紧张。
在民族国家的契约形成之初，人们并不清楚政治共同体究竟拥有多大的弹性空间。此后契约一再被突破，也给人们营造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以为现代性的制度空间。是可以无限拓展的。这也就为最终越出政治边界，导致政治过度、契约瓦解，提供了伏笔。
美国的人口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已发生巨大改变，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按人口年龄来看，在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四分之三白人，在18岁至34岁美国人中，白人仅占56%，在未成年中甚至低于50%；从地域来看，全美36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370个县，非拉丁裔白人人口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人口结构及其文化信仰上的变化，已经越出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时的边界。
近些年来成为强势话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一种抽象的无边界的政治想象，可是具体的政治都是有边界的，不必首先去问它道德还是不道德，这种事实却不能不正视。问题在于：这种无边界政治的理念，正是以往西方国家的道德优越感所系，它们现在敢于鼓足勇气，放下端了那么久的“架子”，说出实际的政治是有边界的吗？
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一些欧洲国家对待加泰罗尼亚独立和科索沃独立的不同态度，对后者支持，对前者反对。这种选择性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国家在道德上的伪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民主的正当性有可能冲击到欧洲联合的正当性时，欧洲国家就不得不在不同的正当性中有所选择。但这种选择显然不可能让各方都能满意，也难以让某一方做出妥协，原先以为可以并行相得的价值与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于是相悖互戕、南辕北辙。
美国、欧洲当前的窘境，正在应验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几十年前说过的话：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一旦超越政治发展，政治衰败就会发生，因为现存政治制度无法容纳动员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亨廷顿所关注的“新兴社会群体”，其实一直都存在，但只要新兴群体在种族、宗教和文化构成上与其他群体无别，就不太容易引发政治衰败。
当年美国建国时，很多人认为共和制只适合于小国，而不适合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的国家。曾经担任过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却在美国创建时刻，颠覆了这条当时的“真理”，他说人口较多、领土较大的国家也可以实行共和制。
华盛顿在总统告别演讲中说：“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来到美国的新人群，说的不再是英语，不再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系为圭臬，与传统的“美国人”的共同情感也日益淡薄。
美国此后的历史进程，也为共和与民主体制在大国中的践行，提供了很多经验。它的成功，在于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建国200多年来，以精英共和与选举民主为特征的政治体系，一直是以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及移民后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流地位为前提，并没有真正碰到种族构成和文化与信仰上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