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由于当局试图遏制信贷泡沫，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其他新兴市场特别是印度，将在今年实现更加快速的增长。不断上涨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助长不平等状况，但也会推动消费者支出增加。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就任初期抨击了一下英格兰银行后就偃旗息鼓了。正如穆罕默德·E·埃尔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投资者认为中央银行是“唯一的选择”，只要货币政策独立能得到维护，其他政治噪音就是小意思而已。
例如，近期美国的税收改革，已被广泛宣传为一种推动企业投资于长期投资项目的绝佳手段。但如果企业担心这一勉强借助一个党派的微弱多数通过的立法，最终会被扭转的话，它能不能长期有效呢？
而更为难以评估但潜在风险更大的，则是先进经济体中公众对核心机制信任度的逐渐流失。虽然经济学家针对文化或制度是否决定经济表现的问题一直未有定论，但有理由担心，最近的民粹主义浪潮，对两者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掩盖了全球各地的严重金融脆弱性，从意大利和日本的政府债务，到许多新兴市场极高的企业美元债务，也许也可以解释美国数十亿美元赤字背后的政治支撑需求。不可否认的是，2018年全球利率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美联储2018年继续四次上调利率，其他主要央行也不太可能追随。
但是尽管政治，至少目前为止并未阻碍全球经济增长，但是政治动荡的长期代价可能更加高昂。首先，2008年以后的政治分歧造成了巨大的长期政策不确定性，因为各国都在左右两派政府之间摇摆不定。
试图确保两党就重大长期政策议案达成协议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确保稳定。而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与英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英国企业面临的可是英国脱欧和（可能出现的）由极左派领导人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所领导的工党政府的双重打击。
但市场对利率维持低位的信心难以保证。看似合理的美国和北欧的商业投资提升，再加上亚洲储蓄过剩经济体的突然放缓，原则上可能导致全球利率大幅上涨，从而危及今天的低借贷成本，导致股市泡沫化和波动性减弱。那么经济与政治的脱节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结束，但不一定会以一种愉快的方式结束。
首先是好消息。全球同步增长的最大单一因素，就是世界经济终于摆脱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当前的一部分好光景，来自于多年来需求疲软的反弹。而且这波反弹还未结束，企业投资在经历了10年的减速之后终于回暖，为未来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提升奠定了基础。
这个情况最严峻的莫过于美国了，特朗普持续不断地对美国主流媒体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口诛笔伐，更别说对基本的经济事实都嗤之以鼻。与此同时，左派似乎一心要将任何对其政策建议持不同意见的人描绘为人民的敌人，一方面推动经济无知化，另一方面又在分化中间派。
除了上述持续的风险之外，还存在一些近期的风险。当然，其中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这个国家比当今世界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都更容易受到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但2018年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头号风险，或许是那些可能导致实际（去除通胀因素后）利率大幅上涨的因素。
各主要经济体央行独立性的恢复，也令投资者和政策分析员感到振奋。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在自己时常出言不逊的推特中放过了美联储，还提名了高素质人才来填补其职位空缺。与此同时，德国的话语权也未能阻止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从欧洲中央银行政策中受益。迄今为止，欧洲央行也仍然是最受尊崇且最具影响力的欧元区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