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于取得预期成果
鉴于亚细安各国政府的历史各异，并沿袭了不同的法律，要建立共识和制定能得到所有成员国支持的共同战略，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制定一个打击假信息的可持续战略框架，可采取的一个步骤是考虑所要取得的预期成果，即各会员国希望为它们的社会和更广泛的亚细安共同体实现什么目标？
这方面的努力不限于公共部门。民众也采取了一些主要举措，其中包括印尼的打假组织MAFINDO和菲律宾的“援助之手”（Mano Amiga）。前者通过事实核查打击网络假信息，用印尼语建立一个错误信息和假信息的数据库，在各个省建立“打假应急中心”（Hoax Crisis Centres）；后者则力求提高孩童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
假信息的形态多种多样。在我们的陈情书中，我们引用了生物学和神话学，来形容网络威胁的不断变化和不可预测性，而假新闻只是其中一种形态。或许，所有本区域的人都希望取得的一个成果，就是致力于在每个亚细安国家打造一个有韧性的社区；而在亚细安内部，则是建立一个能够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数码世界，并坚定地打击假信息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会迅速采取行动，实时提醒彼此关于新形态的网上假信息，并分享他们的经验教训。
虽然在区域内，如在东南亚以内，我们所看到的假信息，主题和内容可能是多种多样，但各国的政府和社会所面对的挑战却是相同。假信息所造成的后果，轻则给个人带来不便和恐慌；重则可能对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信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在缅甸的案例中，面簿发现，佛教徒和穆斯林都在散播对方阵营正在特定地点起义的信息。据报道，面簿系统在监测到这些信息后，便在更多的受众接触到之前，制止了它们的传播。
新加坡在上周举行了第16届亚细安新闻高级官员会议（SOMRI）和第14届亚细安新闻部长级会议（AMRI）。会议所讨论的议题之一，便是亚细安成员国如何共同努力，打击假新闻和假信息。
在东南亚，各国政府在打击假信息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最新的举措是马来西亚通过的《反假新闻法令》。该法律将散播假新闻定为刑事罪行，违法者将面临最高六年的监禁和最高50万令吉的罚款。如果在国外发布或分享的内容影响到马来西亚或其公民，这些人同样会面对处罚。到目前为止，已有一名丹麦公民因为针对一名巴勒斯坦讲师遭枪杀散布假新闻，而被逮捕和提控。
我和我的同事在提交给网络假信息国会特选委员会的陈情书中指出，假信息通常反映了每个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社会裂痕。假信息的制造者对于如何利用每个体制中的不同痛点，具有策略性。例如，上述例子来自印尼和缅甸，在这两个国家，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着复杂的争斗。
本区域的其他一些显著措施，包括泰国公共卫生部推出了一个新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媒体观察”（Media Watch）。这个应用可以让公众举报他们在网上接触到的假新闻或误导性信息。今年早些时候，苏门答腊的地方法院判处一名印尼假新闻网站“撒拉逊”（Saracen）的成员入狱32个月。该网站被认为是一家“假新闻工厂”（fake news factory），它向持有各种议程的客户收取数千万印尼盾（1千万印尼盾约956新元），帮助他们散布和传播假新闻，以及仇恨言论。印尼政府还成立了“国家网络与加密机构”（National Cyber and Encryption Agency），以对抗网上传播的宗教极端主义、仇恨言论，以及社交媒体上泛滥的假新闻，并打击在线上联系的恐怖网络。
不同形式但相同难题
为对付假信息，区域各国政府正在尝试和试验不同的方法。除了上述提到的例子，公共部门的其他尝试还包括政府主导的事实查证网站（例如新加坡的Factually和马来西亚的“事实上”（Sebenarnya.my））。
在新加坡，为研究蓄意散播网络假信息问题而设立的国会特选委员会，共参阅了170份陈情书和举行了八天的公开听证会，并将在本次国会会期提交报告。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媒体通识理事会成员。她曾以个人身份向网络假信息国会特选委员会提呈陈情书。黄金顺译。）
因此，亚细安代表可以利用AMRI和SOMRI会议所提供的机会，分享在教育，以及在侦测或应对假信息方面的最佳做法，并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加以调整。亚细安曾因行动缓慢而受到批评，但也许这一共同和快速变化的挑战，将会使它行动起来，加快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行动。
说回新加坡，政府与各利益相关者合作，帮助新加坡人培养数码智商，对抗假信息。更广泛的国家目标，是让新加坡人为数码化做好准备，以便我们能够把握科技为日常生活和经济所带来的机会，同时避免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