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病态的政治文化。我们讨论民粹主义，最困难的问题不是这个用词是否得当，而是怎么解释它所呈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它有别于传统民粹主义，是一种新型民粹主义，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新型民粹主义雏形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用来描述新一代拉美政治家。他们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民粹主义特征，尤以惊人的动员能力获得民众支持。
一种异化的动员方式。政治动员可以理解为一系列个体的政治行动，是行动的物质、思想基础和组织能力相协调的结果，通常是通过游行、集会、示威或公众集会来挑战主流社会政治传统、组织架构等。民粹主义动员是持续的、规模巨大的，能够把边缘化的社会部门推向公开可见、有争议的政治行动，用反精英、民族主义的言论来迎合普通民众，也鼓舞了普通民众。
（作者是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新媒体的广泛使用，手机网络功能不断强大，“深挖”新社交软件的作用，新型民粹主义动员方式呈纵横并进的趋势，动员手段和工具日趋混合型，既保留传统的方式，如纸媒、面对面传授等，又与科技相结合，利用网络功能、社交媒体，如加密即时通信Telegram，自发形成了以新媒体为主、传统方式为辅的动员方式。
传统或主流的“政治模式”崩塌，已经导致政治风格的变化，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依靠政治经验创造协调、对等的风格，风格与表演性有着巨大的共鸣。我们从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可以窥见一斑。示威者使用暴力，采取“私了”“揽炒”等方式，通过全球各种媒体，对其“表演”一一展示，不仅使其斗争显得有意义，有了更多展示自我的舞台，而且逐步形成他们的“表演风格”，并通过这种风格收获他们的政治成果，如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一种风靡全球的现象。从传统民粹主义到新型民粹主义的发展，以及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向，看得出民粹主义不仅在于交流方式的直接与简单，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直接和简单的。可以说，新型民粹主义缺乏一种非常清晰的共同历史，或者说是宗谱式的指代对象。因此，在当代政治风气下，尤为流行所谓“美学”或“表演性”的政治特色，利用各种“表演舞台”尽情展现新型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包括利用“暴力舞台”的“表演”。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关心所谓的新型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新型民粹主义所使用的政治逻辑的组织形式，而是相当程度上关心民粹主义领导者如何“表演”。像特朗普式的“推特治国”，甩开传统媒体，独钟情于推特，虽显得不那么正式，但发布命令或推出各项政策非常有效；特别是与其追随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如何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表演”得淋漓尽致。从当前世界政治旋风来看，新型民粹主义引领的“表演”现象，似乎风头正劲。
民粹主义动员有别于普通的政治动员，普通动员与民粹主义动员原本是相互独立的，有明确的区分。新型民粹主义动员旨在将两者结合，用民粹主义言论灌输和包装普通的动员，使普通动员为民粹主义动员所用，成为民粹主义动员的倍增器。新型民粹主义动员是把言论的“咒语”作为铸造团结的“人民”的一种尝试，利用现存的各种反精英的人、对抗的垂直关系，旨在国家层面建立有凝聚力、团结的“国民”。
一种独特的政治风格。民粹主义显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几乎没有代表性或主要的哲学家或理论家，几乎没有“文本”试图“增厚”它的理论深度，为它的理论厚度增砖添瓦。民粹主义与生态主义或女权主义相比，也几乎没有人称自己是民粹主义者，也没有更广泛意义上的全球民粹主义运动或民粹主义国际化。意识形态分裂的衰退，政治等级特征被替换，从传统政党政治异化为普通市民等特征。
21世纪初的民粹主义几乎进入了病态式发展，特别是近五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或经济发达体，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从美国2016年选出一个不靠谱的总统，到英国脱欧公投后的三年“任性”，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到中国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再到智利地铁涨价事件等等，既有遗传性，因为传统民粹主义的影子始终存在，又有传染性，世界各地在新型民粹主义运动中的手法雷同，出现了一种病态的政治文化。
总体上来讲，新型民粹主义虽然仍处在政治文化这个维度上，但它又不属于很特别的具有全面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组织类型。尽管如此，它还是呈现一种非常独特的政治风格。当代民粹主义也就是新型民粹主义，恰恰展现了一种独树一帜的政治风格，承认在信息化较为宽松条件下政治有变化的外形。这种政治风格有比较好的表达方式，具有表演性，横穿不同的政治形式，这种形式常被用来创造政治关系。
民粹主义经过了几十年的演变和发展，已无法用传统的一些政治学理论来诠释当前的一些社会事件。民粹主义已经呈现一种“新型民粹主义”的形态，有了一些较显著的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型民粹主义动员被看作一个政治计划，它具体化参与者和卷入的组织；并且民粹主义政治必定是动员支持者中的领导者，这种动员方式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成功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