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克拉拉邦马丁学院（“郑和论坛”的合作伙伴）的师生，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品级高贵的苏菲大师，都在为武汉祈祷，正如几百年前他们为来自遥远中国的郑和祈祷一样。夹在两印之间的马来民众，对于郑和及其故国更是有着难以言语的挚爱。“郑和论坛”副主席马吉德大使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将马来人民捐赠的医疗用品转送中国。
除了共通的生物性和基本的人性，人本一体、手足相连的认知和实践，也可以通过共同的历史命运得以塑造、强化和传承。例如7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无疑是震撼印太地区的另类历史大事件，它通过外交、货物、婚姻、宗教、娱乐等网络，将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空前链接起来。
与这些大国间的政治喧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分种族、地域、宗教的善良邻国民众，却以自己的方式相互救助、患难与共。这种视人类为一体的行为，折射出人类作为生物人种的普同性，即所有人在冠病面前别无二致，以及作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人性的光辉，即对人类生命的怜悯。
爪哇岛东部泗水市的默罕默德郑和清真寺（2019年第五届“郑和论坛”的承办方之一），创作了感人肺腑的歌曲：“武汉，武汉，你并不孤独”。“中国平安，武汉平安”的歌声催人泪下，“天天为你祈祷”的牵肠挂肚和虔诚祈祷，令人肃然起敬。同样的心声也响彻在印度西海岸、郑和归真的古里地区（即今天的喀拉拉邦）。
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郑和下西洋的物理活动昙花一现，但其塑造的区域命运共同体的生命依然在传承，尤其是在冠状病毒暴发之际。当武汉封城的消息一经宣布，一个熟悉的名字——郑和，重新徘徊在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到印度西海岸的广袤“西洋”地带。
这些互助互爱的活动是郑和历史命运共同体的微小呈现。中华文化遗产在从东起泗水、西至古里的“西洋”得到几百年的呵护。“西洋”历史文化在中国也得到了相似的待遇。如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访问明朝后，在归途中病逝于山东德州，其陵墓也得到几百年的保护。这并非孤例，南京的渤泥國王墓亦如此。
如泗水的滇籍苏菲大使彭瑞和即“苏南安佩尔”一家四代，因为对爪哇伊斯兰的传播贡献，而受到爪哇人民的尊崇，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瞻仰其陵墓。印度的克拉拉邦境内现存的据说是中国明代谢赫的陵墓，一直受到当地穆斯林的呵护。只有透过历史的隧洞，才能看到“西洋”民众对郑和及其故国，以及共建的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情谊及其生命力，从明朝传承到现在。
从爪哇东部到印度西岸的郑和文化圈，对郑和故国的情谊源远流长。正所谓大山不语、大洋不惊，郑和下西洋所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网络，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共同财产。几百年以来，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从印尼泗水到印度古里，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历史文化，被当地人默默呵护了数百年。
这些如心所愿的歌唱和祈祷得到了回应，中国的冠状病毒得到了控制。不幸的是，疫情反转，冠状病毒很快席卷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南亚地区在内的“西洋”国家。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的“郑和论坛”，立马发动募捐倡议，为印尼、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医疗用品捐助。
席卷全球的冠状病毒及其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引发了各国的不同反应。在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富国、强国、大国由于始料不及或准备不足，陷入巨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震荡。
尤其是在该地区共同面临新的挑战时，互致或互助“平安”就是历史的惯性。这或许诠释了郑和（原名马和）名字之于该地区的意义所在。
尤其是在南洋群岛，由于密切、密集的经贸文化交流，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到中南半岛，再到马来半岛、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沿岸渔村迅速崛起，将南中国海塑造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地中海”。从宏观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营造商业和命运共同体的前现代实验，它不但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南洋地区沿岸市镇的共存共荣，而且也建构了区域命运共同体的雏形。
随着急剧恶化的国际关系，一些大国政客、媒体、律师以及个人出于种种的私利，进行谩骂、甩锅，甚至不惜诉诸法律赔偿和政治压榨。这些利用疫情作为获得影响、资源、权力的行径，极大地破坏了人类团结抗击冠状病毒的努力。
尽管没有轰轰烈烈的喧哗，明代郑和下西洋所塑造的南洋“地中海”商贸、区域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在默默传承。从印尼泗水到印度喀拉拉邦对郑和历史文化圈的保护，到中国对德州、扬州、泉州、广州等地“西洋”历史文化的保护，从印尼泗水到印度喀拉拉邦民众对中国抗击冠状病毒的鼓励和支持，从“郑和论坛”对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的捐助，都揭示了这一历史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专攻中国－穆斯林世界关系，“郑和论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