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历史的魔咒
对上面，轻则歌功颂德、迎合奉承、报喜不报忧，重则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结党营私、用人唯亲，拍马屁艺术不断登峰造极。英国一个华人评论说，“中国不需要人才，只需要奴才”，激起波涛汹涌的公愤，但也推动一股股内省和不满官场职场现状的暗流。但“用奴才不用人才”的现象，从头到底都相当普遍。
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不可避免要压抑一部分社会，失去创新上的比较优势。保障人权、扩大自由、全面法治，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建立和维护它们也是政府的职责。
这是因为，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改变世界的创造发明，可能从社会的任何角落冒出。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不可避免要压抑一部分社会，失去创新上的比较优势。保障人权、扩大自由、全面法治，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建立和维护它们也是政府的职责。社会管理从控制型转为鼓励型，“党组织全覆盖”就没有必要。从战争和计划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党建模式，也应该为适应新时代而转型。
概言之，中国的大一统体制有优势，但起因是另一个时代，故夹杂旧时代和农耕文明的惯性和弊病。须要在新现实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去掉这些惯性和弊端，方能既保持优势又能实现创新社会的整体转型。
这么一个创新社会，才是同美国长期竞争的底气。“举国体制”利用强政府的大一统特点，局限性也很明显。两弹一星的辉煌照亮不了举国的贫困落后。美国的优势也被它体制的缺点抵消一部分：个人主义过头、社会撕裂、缺少共识，创造与制造脱节，法律纠纷太盛、交易成本高，短视、难做长期规划，决策往往慢于现实，政治浪费在一些无关大局的议题上等。取长补短，中国不是没有胜出的机会。但这牵涉到一些带根本性的改革。
中国政府已经感受到这方面的紧迫性，曾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口号。同近年来强调的“新举国体制”比较，前者以社会为中心，后者以政府为主导，制度建设上的要求有很大不同。光着急、喊口号没有用，必须对发挥全社会创造力的障碍有深刻的认识，才能找对方向和措施，释放民间的聪明才智。
历史上的中国是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的特点是随着节令的变换，周而复始地从事同样的劳动和生活。有稳定的节奏是农业农村发达兴旺的基本条件。这个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决定大一统体制最能保证稳定，在社会文化上强调以家族为纽带，以孔孟礼教为行为准则，“克己复礼”的秩序观。只要没有天灾、瘟疫、饥荒和战乱，这个秩序就几乎是完美和永恒的。于是我们看到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形态，因循守旧的行为模式，牧羊式的统治方式，以不变应万变的政治哲学等。民间创新越少越好，朝廷里的改革派大都下场悲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绝对是离经叛道，是要掉脑袋的。但历朝各代都设有谏议官，职责是从维护正统的角度进言和监督，以匡正从皇帝到七品芝麻官的言行。皇帝每天早朝同大臣共商国事。
中国和美国最明显的区别是：一个是大一统体制，一个是权力分散的联邦制。从历史上看，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国也强盛。统一全中国，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似乎是历史经验，也是各朝各代，各地的各种势力的共同追求。这种心理定势至今也非常强大——集中统一方能成就大事业，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共识。经常听到外国人讲，中国不是一个能够倾听批评意见的国家。大一统体制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中没有耳朵。长期封建专制下形成的国民性是逆来顺受。
建设性社会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工程，纳米技术等等，从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势和特点来看，人类的未来不可预测，人类本身未来的形态也不可预测，只能在把握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不断随机应变，调整方向和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显然不适应新的现实——这些现实情况在马克思的时代无法想象，更不能预测。所以，“理论自信”没有根据，意识形态须要转型和重塑，把握价值伦理而不是理论。维持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和人员，制度化并形式主义化了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正确，必定浪费大量资源，包括创新资源，划出禁区，禁锢思想。而且原教旨中的核心概念，如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剥削和剩余价值理论等等，机会成熟时一定会反噬当局，成为动荡的根源，甚至使国家倒退。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现代大一统漏洞百出，容易僵化，应该由思想自由和有秩序、讲规则的言论自由取代。
美国一向以创造、创新、创业闻名。在这个人工智能（AI）和生物工程引领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这个优势愈显重要，令全世界羡慕。美国视中国为唯一体量相当的竞争对手，给中国予巨大压力。怎样形成美国那样的创新社会，关系到国运前途，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美国有一流的大学和科研设施，能够从全世界吸引顶级人才，创新创业不仅有一套先进制度，而且深入社会文化，民间的能量能够充分释放和发挥。要学到美国的这个优点，中国在体制和各种制度上都须要改革或调整，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有人才而没有人才发挥的体制，等于什么都没有。美国既有人才也有制度和文化，赶超的难度很大。
大一统在历史上有其理由，在经济基础完全不同的当代，也不是一无可取。中国社会长期稳定是经济奇迹的必要条件，也同西方社会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在“百年巨变”中是个优势。但这个时代“创”比“稳”更重要，也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弱项，须要刻意扶持。数千年专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不发达、不成熟的社会。为什么中国人都视动乱和分裂为最大危险？因为社会缺少自主建设性。一旦权威老大垮了，下面大大小小势力的头目，都认为自己理应坐上龙椅，谁都不服谁，然后是动乱、内战和地方割据把老百姓推入苦海，而且无力自救。这说明公民社会不发达，民间没有协调关系的共识和自发秩序的机制和程序。和平时期靠行贿和拉关系上位或谋利，动乱时期靠比拳头大小，造成土匪盗贼蜂起。共同的特点是不公正。社会不公则不稳。无自救能力的民众寄希望于一个强权再现来恢复太平，再做顺民。
为了竞争力有无穷的后劲，应该逐步改变农耕文明上形成的政治模式，改变根深蒂固的历史惯性和文化积习，培养出一个健康成熟，能够产生和成长民间自发的创造力的社会，从以政府为中心过渡到以民为本。政府从统治和“管”的角色，退让到顺应、辅助、引导、“拾遗”等角色，而不是大包大揽。
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的意志只能由民主来表达。邓小平和习近平都讲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西方选举民主的缺陷已经很清楚，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有一定的免疫力，执政党用不着谈虎色变。探索“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是理论界的最大课题，也是中国政治的最重要的实践。干部任命和升降，老百姓必须有发言权，这样才能改变使整个干部队伍两眼向上的体制机制——至少能够做到一眼向上一眼向下。
大一统的传统
近代的“百年耻辱”同时也是百年动乱、积贫积弱。胜出的共产党吸取历朝历代开国皇帝相同的教训——集权、维稳。有了历史的底子，这方面发挥得炉火纯青：“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纲领、统一行动”“稳定压倒一切”“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等。党组织的渗透和控制能力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政权；伦理性质的孔孟之道被理论体系完整的马列主义取代，“克己复礼”被理想信念和纪律性取代。早朝没有了，谏官也没有了；官员眼睛朝上，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谁想当现代魏征就是找死。
这种历史节奏中完全没有创新创业的位置。但中国人这方面的能力不逊于任何民族，建立一个人们互信而不是互掐，乐于和善于合作，在建设性的行为中互赢的社会并非不可能；一个能够自治自立自理的社会，可以让民间无限的创造力源源不断地喷涌出来，像乔布斯、马斯克那样，只靠民间的资源，制度机制和市场，就能干出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业来；靠诚信、努力、能力而不是权钱结合、欺诈、伪冒就能成功；也不用转移财产，移民国外来获得安全感。
当代大一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这种激励机制是“中国不是能够倾听批评意见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听到批评意见的人无法向上转述，因为忠言逆耳，而他们做官的要旨是要上级满意，是溜须拍马。递逆耳之言是自找没趣；立场坚定，坚决维护上级，将善意批评者推向“敌对势力”来大批特批，才能表现自己的忠诚可靠，有望得到上边的赏识。这种激励机制造成的信息扭曲也是个问题，曾导致“大跃进”的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