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阴阳一旦发生根本对立冲突，结果总是物极必反，即其中一极在量变质变的临界点，会发生向另一极的突变转化。这种结果往往不是某一极的初衷，但发生起来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回到香港问题，笔者一向认为不应如此高深莫测。当年《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基本法》规定得很清楚，国家主权、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政府按中国的国家法律负责掌握；其余的香港地方事务，则由特区政府依照香港现行法律实施管理运作，此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针的精髓所在。

近来香港风云又起。缘由是中国全国人大批准开启“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进程，其目的无疑是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香港特区的政治管控。从中国政府和大陆，与香港本地和国际社会，对此立法举措反应的强烈反差来看，这必将又是一个充满争议和对抗的事态，又要折腾一番，并会大大超出对香港社会本身的影响。

关于香港本地的治安和意识形态，本来依照基本法应属于香港的地方事务。不过，中央政府总有一种担心，即香港遭外部敌对势力利用，成为反对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于是乎在此方面必须亲自介入，即使冒着法理争议风险也在所不惜。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于是，如何看待和应对香港问题，其实是考验一时之智勇喧嚣，万古的心胸智慧，这二者谁将占上风？香港虽小，事关天下，载舟覆舟，一念之差。

从常识、地缘和实力角度看，香港颠覆大陆政权或分裂国家，几无可能，无须赘言。于是担心应更多是在价值、舆论和榜样示范这些方面，香港社会和意识形态可能对大陆产生的辐射影响作用。

同时不难注意到，香港回归23年间所发生的争议冲突，主要围绕两大问题：有关大陆的治安条例是否要“香港化”；香港特首选举产生的办法和机制。

纵观过去70年，除了九七回归，香港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香港还是香港，而大陆的变化就有些天翻地覆了。譬如在1980年以前，深圳就是一个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并设为军事禁区，即香港被视为境外敌对目标。1980年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深圳和香港忽然携手共进，“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目前被某些人和媒体刻意炒作夸大的所谓“香港独立”，或“中央欲变香港为直辖市”传言，只不过是同一种鼓噪的变态阴阳而已，目的在于制造大陆和香港之间更大、更尖锐的隔阂和对抗，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用心险恶，昭然若揭。

遇到如此两极对立、不可调和的事情发生，中国历史上的智者哲人其实早有观察和心得。首先，必定是出现了鲜明强烈的阴阳两极，事情才可能发生根本对立对抗，属于非常态。在一般情况下，相对温和的各种阴阳因子，本是可以兼容共处，张力互补的，这属于常态。

另一种思路是，香港的有识之士希望香港能作为一个“新民主制度实验区”，整合多元的文化因子，凝聚中华民族最大的智慧和力量，为民族复兴的实质跨越开拓广阔前程；而香港也有担当此重任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由上述可见，香港对于大陆的性质，可以是敌，也可以是友，关键取决于大陆方面的价值判断及取向，而非香港会如何如何。一大疑问就是：既然在回归前，大陆可以与香港“度尽劫波兄弟在”，怎么回归23年后香港反而变成“动乱分裂”的基地呢？

一个生动案例就是二战后所形成的美苏冷战格局。在1991年突然发生苏联一极倒塌崩盘，反而向美国一极靠拢趋同。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前提很简单，就是不要造成两极严重对立对抗的局面，否则出现物极必反是必然规律。至于向谁的一极发生逆转，那就要看世界潮流和人间正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