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才能决定繁荣与否
但他们的研究也不是没有漏洞，至少无法解释民主的印度、解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1945年至1979年的英国，经济为何会长期停滞；而极端专制的皮诺切特治理下的智利，蒋介石父子治理下的台湾，朴正熙、全斗焕治理下的韩国，却为何繁荣而富裕。
两位作者在2012年出版的这本书指出，始于2010年12月17日的北非和中东“阿拉伯之春”，从一名街头小贩自焚激起大众的愤怒，进而点燃茉莉花革命，并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严密掌控埃及近30年的前总统穆巴拉克，便在这股风暴中遭罢黜。
其中，阿西莫格鲁与鲁滨逊共同撰写多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最知名的当属《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下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了解两位学者的经济学思想。
这种规律如果非得用一个简单等式来表示，大概是这样的：政治威权+经济自由化=后发国家的正确之路。
反观穷国，过早的民主往往会陷入津巴布韦式困境。原因也很简单——人性。在穷人占多数时，不需要自己付出劳动，只需要付出选票，就有蛋糕可分，穷人为何还要劳动生产蛋糕而不是接受分配呢？也就是说，基于人性，一个穷人占多数的国家，选票意志必然倾向于分配，而政客为获取权力，往往投其所好。这个国家因此必然会民粹化，进而形成有群众基础的独裁——专制，经济政策也必然强调分配；结果是经济停滞，制造更多穷人，政治进一步民粹，最后为穷人专制到独裁铺平道路。
为何某些专制会繁荣而富裕
反观埃及，人民贫穷就是因为被一小群精英统治，他们以图利自己的方式组织社会，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用来为掌权者制造庞大财富，例如穆巴拉克显然累积700亿美元财富，输家是埃及人民。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在“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
穷国过早民主或陷入困境
但也正因此，这个一度傲视全球的帝国，截至1970年代末，一再被美、日、德、法甚至意大利所赶超。情形正如学者艾伦诺维奇所说：“英国发展不快，生产率低，增长速度慢，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经济学教授科茨和希拉德也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所谓‘英国病’，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英国病得如此之厉害，以致有人将“英国病”与19世纪欧洲病夫土耳其相提并论。
显然，这正反两面的观察，与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的结论是不相符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察，我在我的《通往正确之路》一书里明确提出：一国繁荣与否，与其政治体制无关；既然如此，与何有关呢？我们在检视过往的经验事实时发现，经济体制才是决定一国繁荣与否的基石。
作者认为，这些国家内部之所以不满，根源在于贫穷。譬如埃及人平均所得水准，只有美国人的12%左右，预期寿命则少10年；20%的埃及人口生活在赤贫中。作者借势提出一个问题：埃及为什么如此贫穷？
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带来更多经济安全，进而提高教育程度，使得低层阶级眼光开始放长远，随之而来的是政治观点变得更复杂、更接近渐进主义。同时，经济持续增长，使得越来越多低层阶级得以向上流动，中产阶级规模日益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自信有能力促进和巩固自身利益。这自然会对人民的政治权利、自由产生积极作用，进而让自由市场经济，在以中产阶级主导的时代里得到持续。
大多数学者与评论家对这个问题，提出完全不同的解答。有些人强调埃及的贫穷主要由地理条件所决定，大部分是沙漠且缺乏足够降雨，不适于高生产力的农业。另一些人则指出，埃及人的文化特质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繁荣富裕，缺乏让其他国家繁荣的工作伦理和文化特质，而且接受与经济成功相冲突的回教信仰。第三种看法在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当中是主流意见，认为埃及统治者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来促使国家繁荣，并且一直采用不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种看法也认为，如果这些统治者能接受正确的顾问提供的正确咨询，富裕兴盛将随之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在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推动下，包括智利、巴西、西班牙、葡萄牙、韩国、台湾这些过去采用威权统治、经济得以高速且具有可持续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均先后实现向民主政制的和平过渡。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
如前所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决定论意义上的那种关系。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政治上是自由的，经济上却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比如1950年代以后一直到1990年代改革之前的印度，甚至包括二战后的英国。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形：政治上不自由，是威权乃至军事独裁体制，经济却是大体自由的，当时的智利就属这一类。
在另一本合著《经济起源的独裁与民主》中，他俩更是将国家成败直接归因于政治制度的选择。他们将富国更富、穷国更穷，进一步归因于政治制度，或者说民主与否。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信的解释是，它是遵从某种规律的产物。仔细探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南北东西，也无论具体政策差异，在两个方面具有明显共性，就是：都是非民主的威权统治，都在威权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下，确立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私有企业是它们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得到政府的足够保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里，除了政治事务以外，在诸如社会、经济领域，民众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正是遵从这一规律，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以智利为例，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报告，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17年间，有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2004年，由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大约有3万5000人声称遭到军政权酷刑折磨，其中多达2万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皮诺切特镇压异己的惯常办法就是严刑拷打。以现代视角的文明和民主、自由来看，他无疑是野蛮的。
两位作者则给出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不是文化、地理，而是与政治制度选择密切相关。他们写道：“英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变富裕，是因为人民推翻掌控权力的精英，创造更广泛分配政治权利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须要回应人民并对人民负责，而且广大民众都能够利用经济机会。”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这白色恐怖统治下，智利社会经济状态却得到全面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198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被多数拉美国家普遍称为“失去的十年”。但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却恰好相反，经济保持强劲且持久的增长，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称之为“智利奇迹”。
又如1945年至1979年的英国，政治制度属无可争议的民主典范。但也正是该时期，英国“欲重振江山，建立一种中央集权、管理、官僚体制和干涉主义结合的政府风格。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扩张后，已显得庞大笨重的英国政府很快地插手每件事。”（《撒切尔夫人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