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德国的这段历史，可给今日中国的启示是：随着自身的崛起，改变了国家间力量结构，其他国家的疑惧加深，将是一种必然。但作为后起的崛起国，完全可像当年的德国一样，通过放低姿态，切实地释放诚意，来降低其他国家对自身崛起的疑惧；以此来改善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进而消化和巩固崛起成果。拜登的当选，无疑为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这种由强大所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在英俄两国对德的态度上。统一前，英俄属于普鲁士的“天然盟友”。但当德国崛起，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一极时，英俄的立场立马改变。尤其是英国，有意识地抛弃了它与法国上千年的恩怨，而去积极支持法国，想以此来平衡德国。
正是得益于这种低姿态，从1871年始到1890年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止，在近20年时间里，德国的外部环境有了明显改观，除法国因普法战争之仇，一如既往的仇视德国外，包括英、俄、奥匈帝国在内的欧洲各主要大国，对德崛起的戒心似有所降低。一时间，德国因崛起所引发的结构性压力得以部分消除，最终消化和巩固了它的崛起成果。
面对这种种压力，德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威廉一世和他的宰相俾斯麦的应对是：放低姿态，采取一条类似“韬光养晦”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想让德国表现得像统一前的普鲁士那样，假装自己还没崛起。事实上俾斯麦深谙大国崛起必遭疑惧的规律。在《思考与回忆》这本政治遗嘱性质的自传中，他就着重指出了由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危险，一再提醒德国人应谨慎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今天中国所遇到的种种，当年德国也遇到过。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成为一个拥有3460万人口的军事大国。更为重要的是，统一促进了德国经济的惊人发展。统一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体都落后了。
而作为德国的姻亲之国的沙俄，在普法战争中，其实是受益者。沙俄曾与法国签订过一份具有屈辱性的黑海中立化条约，条约限制了俄国在黑海拥有海军。随着法国战败，俄国要求法国废止这部条约。但纵使如此，沙俄还是开始审视它与德国的关系。沙俄的宰相哥尔查科夫就曾明白地对法国驻俄大使说：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
在俾斯麦苦心经营三皇同盟的同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英国的反应。他担心这个同盟刺激到英国，进而促使其与法国联合。因而他不断地向英释放信号，一再放低姿态，希望引用普鲁士和英国在历史上的结盟传统，来化解英国的疑惧和压力。在面对英国人的责难时，俾斯麦的回应是：英国和奥匈帝国一直都是德国的天然盟友，为了巩固这种关系，德国准备作出牺牲。
德国崛起初期所面临的困境、应对路程，可给今日中国的启示是：随着自身的崛起，改变了国家间力量结构，其他国家的疑惧加深，将是一种必然。
当然，随着俾斯麦解职而来的是，威廉二世调整了之前他祖父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所确定的“放低姿态”的外交路线。这时的德国，不独对法步步紧逼，对英俄也一改之前的低姿态。这种路线转变的结果是，德国帮助法国促成了与英俄的结盟，这就是一战时的协约国集团。
对于俄国和奥匈帝国，俾斯麦采用的也是普鲁士时期的办法——强调三皇同盟。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俾斯麦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运动，来对这些国家的君主予以恐吓，让他们恢复神圣同盟，以此来稳定欧洲的大国格局。
但作为后起的崛起国，完全可像当年的德国一样，通过放低姿态，切实的释放诚意，来降低其他国家对自身崛起的疑惧。以此来改善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进而消化和巩固崛起成果。拜登的当选，无疑为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随着崛起而来的是，德国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悖论：实力越是增加，其他大国就越是疑惧，它的外部安全压力反而不断增加；德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不安和反弹。
最能概括其立场的，莫过于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利。他担心德国实现统一后，这个崛起的大国，会不会利用增长了的实力，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优势，最终实现欧洲的称霸？对此，迪斯累利就曾公开说：“俾斯麦就是个道道地地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加以遏制”，为实现这一目标，迪斯累利认为英国有必要缓和与俄国的紧张关系，进而结成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