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个人身份在新加坡开始，而不是通过族谱寻根把自己的群体联系回母国。这么做，新加坡就能避免种族、社群和宗教沙文主义所带来的“种族灭绝的疯狂”。

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伟钟曾撰文说，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意义在于其新加坡人特质，这由我们的军人每天所宣誓的七大核心价值组成：效忠国家、领导力、纪律、专业性、伦理、战斗精神和照顾同袍。

于是，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帕吉尔（Anne Pakir）恰如其分地形容，新加坡的“知晓英语”的双语政策于是展开。

新加坡是个通晓多语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所能维系它。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李显龙总理去年10月在讲华语运动开幕式上的警告：新加坡人不能失去双语的竞争优势。

《海峡时报》于2019年10月23日所刊登的新闻图表，其呈近乎45度斜角的上升直线，对笔者来说显示了一幅代表我们同胞涌向“新加坡人特质”（Singaporeanness）的生动图像。

但是新加坡人的语言并非只有英语，因为我们不少人都能掌握多语。

1986年的国庆日庆典，展现了新加坡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愿景之成功。当他在独立21年之后，首次听到主持人全程只用英语发言，李光耀先生宣称自己是个“自豪的人”。

新加坡人特质是我们的自我感觉，以及我们在自己的社会环境里的定位。就如我们会本能地用Uncle来称呼保安员，以及没什么比用印度煎饼配咖喱更适合充当宵夜，除非是用潮州粥或马来椰浆饭。

我可以现身说法，如何用英语带领我的学生去实龙岗路的实里尼维沙伯鲁玛庙（Sri Srinivasa Perumal）、苏丹回教堂和天福宫参访。但是流利的闽南话让我可以研究新加坡、东南亚、中国和台湾的乩童文化；流利的马来语让我参与马来戏曲表演——是60多名参与者当中唯一的华人。

法国精神分析师拉康（Jacques Lacan）主张说，“潜意识的结构犹如语言”，而孩童的自我意识始于学习自己社会的语言。

（作者是已退休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副教授）

本文刊登于1月2日《海峡时报》言论版

为了了解语言传承，陈教授问受访者，他们使用或希望使用什么语言跟孩子沟通。

选择英语，一种中立的语言，作为不同种族群体凝聚出新加坡人特质的“膠水”，是受到了相关研究的启发，这些研究发现，语言是形塑个体的关键。

早在2014年便留意到英语在新加坡家庭占据优势，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颖芸在一篇文章里宣布，英语已经是新加坡人的母语。

英语又如何构成新加坡人特质的一部分呢？

于20世纪初在缅甸工作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弗尼瓦尔（John S. Furnivall）并不赞同殖民统治，他如此描绘因为分而治之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分裂：“那严格来说就是个大杂烩，彼此混居却不融合。各个社群有各自的宗教、各自的文化和语言、各自的想法和做法。作为个人来交流，他们只在市集里买卖交易……他们在一个政治实体内，比邻而居却各自为政。”

他的策略包括用英语来团结所有新加坡人，并且全心全意去落实。

首先，莱佛士被树立成现代新加坡的“开埠者”。

李光耀先生应当会很高兴。

新近独立并同新加坡亲善的国家，以及欲把站立在维多利亚剧院前的莱佛士塑像丢到新加坡河里头的新加坡爱国主义者，对于向帝国主义者致敬的念头感到匪夷所思。

为什么我说讲英语是新加坡人特质的一部分？

拉惹勒南解释说，把1819年定位为新加坡人特质的元年（尽管他没有使用这个说法），将给所有人相同的起跑点。

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说，我们世界的边界取决于我们语言的局限。

受访者透露，他们更有能力使用英语，在观看电视节目和收听广播时选择英语内容，而且英语更是他们表达亲密感情的语言。无论是跟伴侣或密友沟通，或者书写日记，人们都使用英语。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语前发育和发育障碍中心的研究员发现，新生儿的哭声模拟了在子宫里就熟悉的母亲语言的语调和旋律。讲华语的母亲的新生儿的哭声旋律更为复杂，而瑞典新生儿的哭声听起来更为高低起伏。

当中国用“华人国家”形容新加坡时，两位前大使——陈庆珠和比拉哈里——坚持我们的新加坡人特质。

主持人无须用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来引导观众。终于，作为新加坡人，我们全体都听懂同一种语言。英语成为我们全体团结在新加坡人特质周围的语言。

在1959年自治后，我们的建国元勋必须建立新加坡国族。

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开了岛屿的大门，吸引了五湖四海的移民浪潮——苦力、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共同组建贸易港口并培育社群。人们被安排在各自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一方面避免族群冲突，另一方面便于分而治之。

拉惹勒南说，善用历史，就是保留帝国主义好的部分，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

学校将教授两种语言：英语和母语。家长可以任选其中一个为第一语言。现实的新加坡家长选择了英语，因为他们很放心他们的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都不会被忽略。

值得关注的是，陈教授发现超过50%的受访者，无论种族和年龄层，以及90%的年轻受访者，把英语作为国家认同的标记。英语如今已是新加坡人特质的属性。

“新加坡人特质”或许有些拗口，但却是一个充满了让人自豪的关于身份认同、价值观和文化的术语。

我们的世界有多大、多丰富和饱满，完全由我们的词汇所决定。如果我们只知道“快乐”，我们就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喜悦”“欢腾”“欢跃”“高兴”。

拉惹勒南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创造新加坡人的民族。”李光耀先生说他基于理想而不反对这个愿景，但是他质疑其现实性。

王教授写道，随着新加坡生育率下降（2018年只有1.14），新加坡武装部队今后出现非公民的职业军人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但他有信心，在战壕里凝聚的坚不可摧的同志情谊，将融化“我们”与“他们”的差异性，把我们的士兵团结在新加坡人特质的精神之中。

早报言论组译

陈教授宣布英语是新加坡人的母语，所立足的证据是2012年对436人的调查，显示英语是新加坡人的主要用语。

从1999年到2019年，家里有小一新生的家庭，在家多数讲英语的比率，华族家庭从55%增加到71%、印度族家庭从42%增加到71%、马来族家庭从18%增加到67%。

拉惹勒南的计划是给人民“打预防针”以免他们感染“社群主义（communalism）的病毒”。

但是，我们的英语并非莱佛士爵士在1819年带上岸的英语。

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关于世界、他人和自己的知识和理解，都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与我们对话最频繁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我所教导的每一个班级，敦促他们掌握好语言以便成功。“我饿了”“我是祖母”“我是新加坡人”。这些都是语言。

70%的华族受访者、74%的马来族受访者和100%的印度族受访者选择了英语。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英语而不是我们祖辈的语言，将成为新加坡人的传承语言。

由于双语政策，在独立后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都有各自牢固的母语基础。

李光耀先生在1966年如此描绘我们双语政策的愿景：“个人拥有原本所拥有的——他的文化、他的语言、他的历史联系和遗产；个人也添加了新东西，所以他们能会面、交谈并相互了解，为相同的事物而欢笑，为相同的事物而痛苦忧虑，并最终融合为同一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