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这一原则导致共和国价值观的扭曲，并且不允许对事实进行严格的审查，这些事实使我们能够推断，致使委内瑞拉生灵涂炭的原因在于一系列错误的决定。这些错误的决定摧毁了和谐社会的支柱：思想和道德，以及有责任建立和培养人们最关键的品质：善良、诚意、忠实、尊重、公平和仁爱。
（作者是委内瑞拉洛斯安第斯大学（ULA）非亚拉研究中心（CEAA）调研员，本文是作者的中文投稿。）
共和国的和谐只能通过集体责任来建立，这意味着纠正错误与过失。根据拉丁美洲法律，过失责任被认为是恶意的。上述著作和访谈都承认了公共行政部门所犯的经济错误，部分学者和政治顾问认为经济管理不善是次要问题，赋予政治运动的政客以执政的权利。结合历史决定论，以及治弥赛亚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主义，共同创造了喀迈拉。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玻利瓦尔因其军事的成功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崇拜，但由于他对腐败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性政策并判处死刑，人们对他的记忆却很少。领导人形象所表现出的军事崇拜存在于拉丁美洲，考迪罗（考迪罗相当于军阀和酋长的概念）对此并不干预，但很少培养共和的价值观，使国家在被动的状态可以自给自足。一切都被夸大其词的历史救世主的政治宣传所掩盖。
正如19世纪解放南美大陆的英雄人物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所警告的那样，“愚昧的人民是一种自我摧毁的盲目工具”。然而，上述学者和委内瑞拉前任内阁成员往往更倾向于免除在该国经济、教育和安全计划中的错误指挥者和负责人的责任（egote absolvo，意即我赦免你），这一观点与汉语里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异曲同工。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依赖于描述性、比较性和批判性的分析，不仅仅限于一般的意见、信仰、猜测和谬误的理解，而是对全局做出的分析。现在我们要对不可辩驳的真理和对半真半假的领域进行探讨，否则作出的任何分析都是断章取义的，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以致历史和政治事实被扭曲和操控，这种行为是在为政治邪教的利益服务。
一个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除了军事以外，还有对先贤的崇敬和各行各业精英的努力。因此，委内瑞拉的建国和制度的巩固，历史事实证明不能将一切都归功于军事领导者的纯粹崇拜。
人才的损失使得委内瑞拉因缺乏人力资源，而无法完成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部分）建设现代国家的任务，同时也使委内瑞拉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困境。斗争中英雄们的英勇是值得称赞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认为委内瑞拉可以在当前的形式下重复同样的壮举，简直就是堂吉诃德式的“勇敢”。
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虽然人们往往会提到，委内瑞拉曾经勇敢地对西班牙发动了大陆战争（西班牙曾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之一，也曾经是日不落帝国），但很少提到委内瑞拉从未从这场战争中恢复过来的事实，国内的人口损伤十分严重，特别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富裕的商业阶层，还包括一些熟练的工匠。
管辖的建设归功于诸如学者托罗（Fermin Toro）、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军事领袖和政治家康特雷拉斯（Eleazar Lopez Contreras）等。委内瑞拉的建立和国家的巩固，反映了多元主义的统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石油繁荣期间（2004年至2014前后），尽管承诺进行改革，根除腐败以及解决财政问题，委内瑞拉政府仍继续实行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汽油和公用事业补贴等政策，由于政治利益的共享，执行者一致表决进行支持。汽油补贴使得政府在财政亏损的情况下获利，这在委内瑞拉一直都是获利的手段，被认为是任何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利。
今天的委内瑞拉社会与两个世纪前独立的时候不同，国家随着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上述学者和前内阁成员通过文章和访谈，对委内瑞拉的国际现状与独立性进行了比较，军国主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基于委内瑞拉目前情况的分析，这种状态更像是中世纪骑士小说的英雄史诗。
哥伦布第一次（1498年8月2日）到达美洲大陆，称现在的委内瑞拉为“恩惠之地”。如今，争夺权力和合法性的斗争使委内瑞拉哀鸿遍野，据说这一危机的发生源自于委内瑞拉的政治两极分化、叛国、腐败以及企图建立一种独裁操纵体制，以制衡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霸权行为。受拉丁美洲政治上的弥赛亚主义（礼拜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和考迪罗主义（军阀）的影响，此策略被认为具有隐性的合法化。
在委内瑞拉，一个非常普世的信条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在基督教神学中，这意味着上帝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委内瑞拉人民也是绝对正确的。与这种形而上学的论证相反，古老的拉丁谚语有言：犯错是人之常情（errare humanum est），汉语中也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说法。
一个政治团体的论点主张该政治团体是历史唯一选择的那个人，以解放和引导委内瑞拉老百姓，朝着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帝国及其傀儡走狗、推翻腐败帝国势力的方向前进，在支持者和追随者的心目中，最终成为坚不可摧的教条。“反律法主义”（通过信仰使人们摆脱一切法律和道德标准）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教条是信仰的问题，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无关，社会科学应该用来规划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
委内瑞拉早就不是政教合一的社会，但有的州长将教派合法化，并加强霸权统治，根据政治弥赛亚主义推行自己的信仰。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教条统治主要有政治弥赛亚主义、考迪罗主义和军事执政团，现在某些别有用心的领导人教唆人民完全脱离实际生活，去信仰虚无缥缈神话和对历史的怀念，却忽视了未来的规划，促进教育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教条和政治弥赛亚主义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学者和访谈者有何居心？我们或许能从先贤的言论中寻找答案，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曾指出“心灵有自己的逻辑，理性对此一无所知”。言由心发，委内瑞拉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一颗饱受仇恨和怨恨之苦的心，它还没找到治愈之道——宽恕，从某种意义上说，委内瑞拉的确早已礼崩乐坏。
委内瑞拉的建立不仅是一项军事行动，而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国所有部门共同参与的运动：很多军事家、政治家和学者都作出了贡献，如玻利瓦尔和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学者罗西奥（Juan German Roscio，委内瑞拉独立宣言的主要编辑）、贝略（Andres Bello）、罗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等。
关于补贴政策，委内瑞拉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已经礼节败坏，从侧面验证了20世纪委内瑞拉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巴里奥斯（Gonzalo Barrios）的评论是正确：“在委内瑞拉，没有理由不偷东西”。
一些中国学者和前委内瑞拉政府成员在分析和采访后，已经对上述一些因素作出强调，并通过在中国发行的出版物来解释委内瑞拉的权力和合法性斗争。一些文章和访谈曾多次强烈谴责某一政党，但对其他的政党采取视而不见的方式，并通过弊政赦免他们。
因此，政治和历史分析和演讲应该推出论证并断定其命题组，一个论证的结论必须通过辨识不论从中演绎论证（决定性），即基于经验证据的预测或假设，主要来自于一个成熟的理论，即归纳论证（评估—燃性），基于对特定事实的观察和理解，并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个解释（理论框架）。
有人认为，历史选择了这种政治极端模式来领导这个国家，对另一种极端事实的否定引发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这被认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危机。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据说极端政府和反对派既“彼此对立又相互依赖”，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将影响整个委内瑞拉社会的发展。委内瑞拉最大的危机便是道德危机，这是困扰该国体制、政治、经济、教育和其他危机的根源。
有时，政治阶层倾向于选择美丽而崇高的谎言，而拒绝接受丑陋但真诚的事实。大国拥有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很容易忽视和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国际议程是大国的特权）。因此，在国际事务上，委内瑞拉任何执政当局不应该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一个大国的帮助或支持，而应该间于齐楚的执行务实的外交政策。机智而不虚张声势，在与强大的对手打交道时审慎行事，避免成为计谋牺牲品进而带来严重的后果，止戈为武才是真正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