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相关证据的公正解读，是即便对援助的质疑有点过分，却也很难找到有力证据，证明国家贷款能产生可观的长期收益——这也是拉古兰·G·拉贾（Raghuram G. Rajan）和我在有关援助影响的系列论文中所得出的结论。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拥有无限资源以及无穷无尽的慷慨善意，捐助者尚能在不减少国家贷款的情况下，增加全球公共产品融资。但在现实中捐赠的金额正在缩减，意味着这种扭曲的分配激励因素，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与国家贷款有关的研究证据极富争议，一方面有彼得·鲍尔男爵（Lord Peter Bau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比尔·伊斯特里（Bill Easterly）等死硬援助怀疑论者；另一方面则是杰弗里·D·萨斯（Jeffrey D. Sachs），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波诺（Bono）等坚决倡导者。

另一方面，为全球公共产品融资却有着无可争议的优点。比如引发绿色革命的各项活动，都产生了可观的全球回报，其成果不仅仅是最初有了众多发现，也包括这些发现为全球公费农业研究机构网络所引用。天花之所以能被根除，就是一个例子。

相比之下，全球公共产品融资所带来的收益既难以捉摸，也并非立竿见影，同时无法明确追溯到捐助者的某些行为。因此也不难猜到，借款国政府会在廉价现金和不确定收益之间做何选择。

其他主要捐助者呢？我们无法确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类跻身重要国际参与者的私人慈善机构，将多少资金分配给了全球公共产品，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最近加入援助俱乐部的最重磅参与者——中国——正在其“一带一路”倡议下将几乎所有资源，用来为借款国的基础设施（而非全球公共产品）融资。

首先，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贷款，赋予了捐助者某种指手画脚的权力，还能让它们根据自身喜好决定当地优先发展重点；而受援国政府则扮演了同谋角色，毕竟低成本融资意味着可以实施更多的支出，这对政治当权者来说总是有好处的。

只有让实践与证据同步，世界才能着手认真应对即将到来的各项巨大挑战。因为正如眼下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一样，国界和那些只关注本国利益的政府，在这些挑战面前连个屁都不是。

要理解国际援助为何如此偏爱国家贷款其实不难。因为这其实是一场有犯罪者却缺乏明显犯罪行为的阴谋。

虽然我们当前仍处于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初期阶段，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新病毒将对全球经济、人们对疫病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乃至于国际援助的架构带来长远影响。这是因为这场大流行，令人注意到了国际援助体系中鲜为人知的一种扭曲现象：那就是它的所作所为，总会与证据的指向背道而驰。

（作者Arvind Subramanian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现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中心高级访问研究员、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客座讲师）

捐助者须要决定如何在两类援助之间分配资金，而其决策显然要参考一些关于国家贷款，和全球公共产品融资两者相对有效性的研究成果。

虽然这种扭曲现象长期存在，但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正在激增，并且私人市场就其定义而言不会为其提供资金。如果想大致了解一下所需的资源量级，可以参考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阿舒卡·莫迪（Ashoka Mody）最近的估算，即意大利需要约6000亿美元至8000亿美元的外部援助，来协助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灾情；而这仅仅是在一个相对富裕国家，在某一时点抗击一个全球公共“坏产品”所需的金额。

英文原题：What COVID-19 Means for International Aid

这也给那些国际捐助者——不仅是世界银行这类传统借贷方，还有私人基金会和中国这些新兴参与者——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我们需要对援助架构进行彻底改革，以使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可以投入到全球公益事业；而其中一部分钱，必须通过减少现有国家贷款金额来筹集。

但即便证据的天平已经给予了我们足够的指引，绝大多数援助依然分配给了国家贷款，只有一小部分投给了全球公共产品领域。尽管缺乏确切的估算，但智库机构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莫里斯（Scott Morris）表示，世界银行总体贷款组合中，只有15%至25%用于全球公共产品。就算我们更宽泛地定义全球公共产品，该比例也只会上升到35%。而这一比例在那些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中甚至更小：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机构国际开发协会，仅将其资金的11%用于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

要了解其中原因，我们可把援助分为两类：一类是旨在改善单个发展中国家状况的传统国家贷款；另一类则是关注改善全球福利的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融资。后者包括开发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变化并减轻其影响、创造知识、提供信息，当然还包括预防和应对传染病。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曾提出这么一个理念：为制药企业在重大医学发现方面提供回报保障的预先市场承诺融资，则是另一个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全球公共产品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