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政府标榜支持自由市场，但其财政支出比重，自1970年以来一直稳定上升。2019年，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35.7%，与中国的34.8%差不多。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适应性、试验性务实工作习惯，也无法避免特权与寻租行为。有针对性地实施特殊政策和试验计划，可能会导致碎片化制度环境、浪费和过度竞争，所有这些弊端都可能破坏中国建设一个开放、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努力。

中国的成功削弱了自由市场的神话——自由市场是每个国家的最佳发展战略，以至于连长期以来作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倡导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反思自己的正统观念。然而，中国式的中央计划在西方依然备受鄙夷，那些旁观者以所谓不透明和太压抑的标签，来贬低中国的体制。

国家和市场都是社会结构。正如哈耶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市场基于自身利益自发地形成市场秩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长的官僚机构，可能也会根据既得利益形成某种官僚秩序。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限制这些既得利益，以确保国家能够继续专注于为百姓提供社会产品与服务，将变得尤为重要。

自由市场经济是否仍然优于中央计划经济？这可能是个错误的问题。

英文原题：Do Free Markets Still Beat Central Planning?

制度安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影响。我们的目标不应是确定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教条，而是设计出具备各种特征的体制与机制组合，去适应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并通过适当的制衡，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好处。

作者沈联涛是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肖耿是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香港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今民众对美国机构的信任如此之低。在2020年爱德曼（Edelman）信任晴雨表中排名的26个国家中，美国在民众对非政府组织、企业、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中，仅排名第18。2021年，它降到第21位。

冠病疫情加速了政府主导经济这一趋势。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复苏主要归功于政府的大规模干预。此外，拜登政府现在正推进的立法，即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和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都凸显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

相比之下，2020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企业、政府和媒体受民众信任度最高。虽然该信任度在2021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82%降至72%），但中国仍然排名第二。

中国的政策试验、实施和将改革“算法”制度化的传统已经形成，并开始不断调整其体制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正是这些系统性的治理能力升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路径，而其经济成果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中国充分运用中央规划，推行适应性和实验性的政策制定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机构结构不断更新，以反映新的想法和最佳做法，适应当地情况。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最近指出的，“最高决策层的意志”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防止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复杂问题上陷入决策僵局。在这些复杂问题上，既得利益集团很容易阻碍进步。

只要美国坚持其自由市场主导的体系，它将难以应对这个挑战。相反，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警告，“军工联合体可能获取不当影响”的威胁会继续存在及泛滥（尽管今天它可能被更名为“军工—产业—科技—金融—媒体复合体”）。

随着中美两国经济上都越来越重视中央集权的国家能力，“国家与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常见的二分法显然过于简单化了。这两个国家面临许多相同的挑战，首先是确保富豪精英的决策不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

有针对性地实施特殊政策和试验计划，可能会导致碎片化制度环境、浪费和过度竞争，所有这些弊端都可能破坏中国建设一个开放、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努力。

此外，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金志垠（Jieun Kim）和奥布莱恩（Kevin J. O’Brien）所表明的，官僚机构可能会极力抵制进步，因为一些地方官员会担心更高的透明度，会破坏他们的操作灵活性和晋升前景。然而，如果一些特殊的企业或市场参与者获得太大的影响力，也会发生同样的寻租及垄断行为。克服这些特权、垄断、寻租行为的挑战，需要敏捷性、创造性及政治意愿。

在德国政治学家海尔曼（Sebastian Heilmann）看来，中国的“非正统”决策，加上共产党的韧性，使中国成了一只“红天鹅”：这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偏离和未预料到”的挑战。但我们认为，中国的成功不是意外，而是意料之中。

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是众所周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3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7亿人摆脱了贫困，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创新科技与企业不断涌现，以及一个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全方位蓝图。

但是，中国的制度真的与美国的制度截然相反吗？答案是否定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决策没有协作共识，相反，在做出重大政策决定之前，中国领导人会与智库和学者磋商交流，以获得相关的理论与见解，并访问地方社区以了解实地情况。然后，他们会启动试点计划，以揭示和解决现实中的政策执行问题，通过这种务实的工作习惯，推出可以适应不同环境的改革与发展项目。

1944年，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提出，自发的市场秩序在本质上优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政权的限制活力的专制秩序。随后的几十年里，自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却崩溃了，历史似乎证明了他的观点。可接下来，世界又见证了中国崛起。

这可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已证明其有能力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项目和计划，为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带来明显的好处。根据最近一项基于2003年至2016年调查数据的研究，“中国的贫困居民认为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越来越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