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联席会议虽然照常定期举行，也形成各种决议，但每次会商的时间越来越长，达成一致越来越艰难。如此博弈出来的决议必定是妥协后的结果，看似面面俱到，照顾各方，实质不痛不痒，收效甚微。
从绿党1980年建党到现在的蜕变过程看，它在野时会高举“道德”大旗，坚持传统理念；参政之后则越来越频繁地打擦边球。具体说，就是内政方面不再不计后果地追求传统目标，而是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外交领域，一方面放弃“反战”立场，履行参战的盟约义务，同时强化对“非西方民主体制”国家的抨击，以“弥补”自己在其他传统领域中不得不作出的妥协和让步。
最后，默克尔不得不弱化甚至搁置原有的联席会议机制，通过联邦议会立法的方式，将抗疫指挥权收归联邦政府。
在第一阶段的前期，有三位候选人出来竞选党魁一职。经过14天的竞选活动，时任党总干事的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以50多票的微弱多数胜出，成为默克尔之后的又一位女性党主席。可是，有望成为下届总理候选人的她，在位刚过一年，便因图林根州选中，未能阻止本党与极右的德国“选项党”（AfD）暗通款曲而宣布辞职。
这时人们发现，防控措施一旦放松，再收紧就不那么容易了。
果然，党内反默力量在失去攻击目标后，开始致力于“后默克尔时代”的权力斗争。
二、默克尔在执政16年后首次缺席大选。
在朝的各政党以及第一线政治家获得很大的政治红利：总理默克尔的个人威望再次如日中天，抗疫政治新星如卫生部长施帕恩（Jens Spahn）、巴伐利亚州长索德尔（Markus Süder）等冉冉升起。如果当时举行大选，联盟党笃定大胜。
最后的结果是，民望并不很高的拉舍特用基民盟在联盟党内的“大姐”地位，强势拿到了出线权，而在两党基层和高层均有大量支持者的索德尔，不得不接受这个在他眼里并不“民主”的结果。
今年4月，“后默克尔时代”的内部权斗进入第二阶段：确定总理候选人。只不过，与第一阶段不同，这次的斗争范围扩大了，涉及基民盟和基社盟两个政党。
受2015年难民潮余波的影响，联盟党内的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之间曾出现严重不和。2018年10月，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丢掉10.5%的选票；基民盟在之后的黑森州选中失票更多，高达11.3%。
一、“世纪瘟疫”阴影之下的政治抉择。
德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共有16个州。这次的疫情令德国现行的政体架构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病毒不识国界，更不用说州界，所以抗疫须要政府部门作出跨州的迅速反应；另一方面，德国的公共卫生领域，与教育、文化、警务等领域一样，主要是州事务，联邦授权有限，干预的可能性不大。
就这样，德国人开始到处旅游度假，返回时带回了新的感染源。随着秋天的到来，病毒开始“秋后算账”，第二波冲击开始了。
另一个重要变数是，上一次大选中以最小党进入联邦议会的绿党，如今已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联盟党最大的竞争者。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德中关系和欧中关系会进入一个问题频出的不稳定期，也就不奇怪了。
这里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第一波抗疫成功后，官民中的轻敌思想比较普遍，对病毒的恐惧感减弱；二、各州政府认为已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出于各自政绩的考虑，更愿意独收抗疫红利。
面对这种局面，默克尔以攻为守，做出两大决定，亲手拉开“后默克尔时代”的帷幕：一、10月，她宣布在年底的汉堡党代会上不再谋求连任党主席；二、12月，她又宣布本届总理任期结束后不再谋求连任，彻底退出政坛。
从目前的政情发展来看，今年的德国大选结果不管出现何种联合执政模式，要绕过绿党的可能性恐怕很小。绿党不仅追求生态环境的绿化，也将促使德国政策的“绿化”。
两次州选惨败后，党内反对默克尔的力量再次壮大。
不久前，经过七年多艰苦谈判，并于去年底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在绿党的积极干预之下被“冷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波中相当成功的抗疫政治机制也因此失去了公信力，此前的抗疫政治新星几乎尽数失去光泽，加上联盟党中若干政客被曝利用自己的关系做口罩生意，以及订购疫苗和快速检测过程存有严重失误，所以在朝各党在民调中纷纷折戟，反对党的威望大幅回升。
鉴于环保问题与和平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愈来愈重要，作为一个源自“社会运动”（反战、生态、女权、反核等）的政党，绿党的壮大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结果，限制措施实行了数月，病毒照旧泛滥，感染人数和死亡率居高不下。民众被限制得精疲力尽，虽然还在勉强配合，但已怨气滔天，渐渐失去耐心。
两党特殊的结构，包括活动范围、党部分布和党员数量，决定了各自在联盟中的地位——基民盟是“大姐”，基社盟是“小妹”。尽管如此，每次大选的“总理候选人”，还是由两党共同协商推举产生。
默克尔的这个“丢卒（党权）保车（政权）”决定深谋远虑，一举两得，既摆脱了党内的纷争和压力，成功避开了联盟内针对她个人的火力攻击，又保住了最后的政治体面，依然可以从总理府对外施加影响。
如果贝尔波克入主总理府，不管她与谁联合执政，德国内政外交都将发生较大的变革；如果联盟党取胜并选择绿党作为联合执政伙伴，按照传统的内阁权力分配模式，绿党很有可能会接管外交部。
历史上，两党在这一人选问题上曾多次出现纷争，今年也不例外。
这是联邦德国1949年以来首次出现现任总理不寻求连任的局面，一个没有默克尔参选的联邦大选究竟会如何？目前民调结果依然不佳的拉舍特是否能尽快翻身，完成自己的夙愿，并带领联盟党赢得本次大选？这些问题均让9月26日的大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和不可预测。
目前，德国的疫情通过数周的强硬限制措施，已出现明显好转，但秋天大选的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在夏日休假之后，是否会像去年那样出现大规模反弹，以及疫苗的接种是否能顺利进行等因素。
在现联邦议会的六大政党中，基民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自民党（FDP）和选项党属于右翼阵营；社民党（SPD）、绿党和左翼党（die Linke）属于左派阵营。
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前卫”、喜欢占据道德高地和强调意识形态的政党，绿党在问鼎总理府的路途中，始终面临“现实政治”与“道德理念”之间的选择。譬如，是坚持反战传统还是履行参战义务？要生态环保还是要经济发展？
疫情中的政治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党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是决定它们今年票仓盈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进入去年6月后，虽然有个别科学家和政治领袖警告病毒还在，不可掉以轻心，但随着第一轮防控措施的奏效，加上夏日假期的到来，政府此时即便对疫情未来的发展不敢过于乐观，也无法要求民众继续放弃个人权利和自由。
无论在党主席选举还是在总理候选人问题上，默克尔始终恪守置身事外、不介入纷争的诺言，也未参与竞选活动。
但是，社民党这个百年老党目前已沦为“二流”政党，其地位正在被日益强大的绿党所取代。因此今年大选前，除联盟党和社民党之外，绿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总理候选人”，即时任党主席之一的贝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
德国政治趋绿化
在第一波疫情（去年3月至5月）中，德国政府在抗疫战略物资储备方面暴露了明显的不足，但联邦与各州的这个临时抗疫机制却成效卓著：疫情在政府采取了停摆措施之后很快得到控制，德国因此成为欧盟内的抗疫模范生。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没有默克尔的大选
这就是绿党这个左翼力量，为何成为对中俄最持批评态度的德国政党的根本原因。
2021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之所以如此称谓，不仅因为本年度选举密集，共有六场州议会选举（已举行了三场）和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而且还因为以下三个比较重要的看点：
历史上，德国总理一直产自居中的联盟党和社民党，所以两党的“首席竞选候选人”亦被称为“总理候选人”。
这场博弈经历“基民盟党主席之争”和“联盟党总理候选人之争”两个阶段。
为了解决这个政治设计漏洞，原本为维护各州利益而设置的“州长联席会议”获得了新的使命：与联邦政府共同协调并制定抗疫措施。
参加这轮“联盟党总理候选人”角逐的是两位旗鼓相当的选手，刚夺得基民盟党魁一职的北威州州长拉舍特，和巴伐利亚州长、基社盟主席索德尔。
在第一阶段后期，群龙无首的基民盟，不得不再次启动新一轮党魁选举程序。由于冠病大流行，计划中的党代会在拖延两次之后，最终于今年初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结果是北威州州长、基民盟内最大地方党部首脑拉舍特（Armin Laschet）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成为默克尔之后的第二任党主席。
三、绿党迅速崛起，未来德国政治趋绿化。
两党1949年形成共同的议会党团（Bundestagsfraktion）后，也被称为“基督教联盟党”，简称“联盟党”，俗称“姐妹党”。
两人的较量可谓惊心动魄，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作详细叙述。
一年多来，这场波及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深深影响了德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抗疫持久战中，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彼此应如何相处，各级政府和政府精英也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一次炼狱之旅。
从目前的政情发展来看，今年的德国大选结果不管出现何种联合执政模式，要绕过绿党的可能性恐怕很小。绿党不仅追求生态环境的绿化，也将促使德国政策的“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