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高考论所导致的弊病在于，它看似捧出了人人追捧的高考状元，但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高考失利者。更为甚者，政府部门强力推行中考分流，约一半学生在中考时就无缘高中而进入职业中学，更不要说参加高考了。行行出状元，社会应建立多元的成功标准和人生赛道，但是屏蔽高考状元信息却很难达到这个目的。

今年2月，教育部就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各地只能将高考成绩提供给考生本人及投档高校，不得向考生所在中学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

政府部门采用新技术来治理唯状元论的问题，但是却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没有呼应主流社会价值的诉求，也自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手段催生了“高分屏蔽生”，对于这些考生而言，他们的知情权何在？考生有权利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包括总分、名次和每门科目的分数，否则由于不知情而导致的填报志愿等方面的问题谁来负责？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由此可见，政府部门与其对高考状元闭口不谈，不如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以正视听。在保障考生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可以全量开放所有数据，提供全方位的高考信息服务，满足考生、中学和高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这样一来，假状元无所遁形，真状元也不会被埋没。

当然，有人会说这些高考极高分的考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分数无法达到知名学府的分数线。但是，他们仍然会心存顾虑，毕竟只知道自己的考分区间而不清楚具体得分，的确会让人有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与此同时，作为培养单位的中学，为什么没有权利知道自己培养的学生考了好成绩？有了喜事，为什么考生的家长和老师不可以分享？

各地政府、中学和培训机构以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带班教师和考生。各大高校纷纷“掐尖”，争相提高录取分数线，将其作为评价高校的主要依据。高考状元成为媒体和社会争相吹捧的神话，高考升学率成为中学吸引优质生源的尚方宝剑，而各大高校也为高考状元的归属争得头破血流。

我们期望教育部门可以正视社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观念，循序渐进地引导人们转变观念，树立新的社会观念。寄希望于“一刀切”地屏蔽信息，强制性地剥夺人们的知情权，可能偏离了科学合理的政策导向。这样做只会徒增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让虚假信息甚嚣尘上，并使高考秩序进一步失序。

高考是每年中国社会万众瞩目的一场考试，因为它关乎许多考生的命运。教育改变命运，莘莘学子之所以专注于高考，就在于如果考上一所理想的知名学府，从此就踏上了人生的快车道。但是，恰恰因为高考的至关重要性，每年高考也成为各方争名逐利的竞技场。

应该说，这样一种唯成绩论、唯状元论的社会风气会层层传导，让每个家庭像打了鸡血一样，花费心思去培养“鸡娃”并陷入“内卷”。这使高分学校周边的“学区房”价格攀升，推动校外培训辅导产业迅猛发展，也使应试教育风气甚嚣尘上而素质教育难以提上日程。

作者为居住在北京的学者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当一场比赛的主要结果不予公布，这场比赛本身是否出了问题？组织比赛的机构与其苛责参赛选手和观赛的人们炒作比赛，不如反思和优化比赛规则。与此同时，在这场比赛之外开辟更多含金量同样高的赛道，是否也会稀释人们对高考赛道的关注，并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与此同时，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水涨船高，令许多家庭不堪重负。这使“不婚”“躺平”等观念流行起来，政府不久前提出的三孩政策也面临执行难题。今年6月，教育部专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意在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规范发展，降低家庭教育负担。但是，如果高考继续发挥“指挥棒”的作用，这些努力都可能是杯水车薪。

北京等地区将高考成绩前20名或100名的考生成绩屏蔽，即便是考生本人也查询不到，避免高考状元信息泄露。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总能想到办法获取高考状元的信息，并通过变通方式进行披露。比如，有中学透露本校有“考得比较好”的学生，或者在通知中点名不得宣传本校出了状元。如此这般操作令人大跌眼镜，也让社会失去了风向标。

教育部门寄希望于技术屏蔽高考状元信息，但是却忽视了社会对高考状元的需求。高考就好比是一场比赛，人们记住的永远是第一名，第二名的成绩哪怕差之毫厘，也不会有人记住。这种唯冠军论的观念不唯高考，而是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乃至各个国家。因此，向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发起挑战，并采取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其结果注定是难以奏效的。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推行科举制的国家，建立了一套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体系。科考状元是每个书生士子的最大梦想，但是也造成了“范进中举”这样的人间悲剧。自古以来形成的科考状元情结，在现代社会则由高考所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为一种主流社会观念，使人们难以摆脱由此形成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