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沃尔克的大紧缩，不仅使得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最终被扭转，而且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的发展，以及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他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也认为沃尔克是“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供应链上游部分的生产商首先采取行动，争相储备原材料和化石燃料。这就是为什么大宗商品如铜、煤、铁矿石和铝的价格，自3月份以来呈现两位数的涨幅。但是，由于冠病疫情的复苏刚刚开始，对最终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需求仍然低迷。”
但我们也更应该看到的是，“衰退”之后的经济表现——当年的英国正是在1719年启动金本位后的20年时间里，爆发了那场深刻影响人类进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
事实上，这不是余永定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政策建议。早于2019年1月的总理专家学者企业界座谈会上，他就提出“中国须要继续财政和货币的双扩张”，这一观点于今年4月再次为他所提及（见《联合早报》4月19日刊发的《中国仍需要扩张性经济政策》一文）。更为要紧的是，余教授的观点从来是道不孤的。
事实上，它是由经济体中高效率的元素，所发动的一场恢复性的运动，它所终结的只是由虚假繁荣而带来的扭曲。“衰退”是一个经济周期步入良性运行前的“恢复”过程，如同瑞雪终结了害虫，可以带来丰年一样。当“衰退”结束，发展也将更为健康。
7月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刊登余永定教授题为《中国需要更高的通货膨胀》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大幅上升是受中国生产商为应对疫情后需求激增所作准备的推动。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这种余永定式的应对，是否有效呢？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早于上世纪20年代就回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一书里，他指出“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财政和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为此，他得出一个结论：“PPI的飙升不太可能转化为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显著增长。”他认为“中国不必惧怕高通胀”，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更多一点的通货膨胀。
反观另一种相对的应对之法，即反扩张的、乃至从紧的应对，如英国于1719年开始启动的金本位、美国国会于1866年4月通过的《紧缩法案》、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1979年开始的高利率政策，却是另一种景象。无可否认，在启动紧缩政策之初，经济都会随之下行乃至“衰退”。
同样，在美国启动《紧缩法案》后，美国迎来的不是大萧条，而是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由此可见，短期的“衰退”，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这种所谓的“衰退”，正是创造性毁灭机制被激活启动，是经济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所作出的一种相应调整，并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调整还包括清算那些错误而浪费的投资，出清“僵尸企业”，使得大量滞留在僵尸企业里的有限资源，得以重新优化配置。
弥尔顿·弗里德曼也于1990年代指出，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只有到了后期，刺激的负面效应才显露出来。无可否认，在短期内，余永定所建议的双扩张政策，无疑是积极的、正面的。譬如2009年的4万亿元人民币计划，就于短期内稳定了经济、促进了就业。但问题却在于，这种短期有效，是建立在有损于一国长期竞争力的基础之上，因为它往往会固化现有的产业结构。
长期以来，中国政学商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创造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财富；而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会造成通货紧缩，带来经济萧条。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政府大力推动政府投资，货币供应增速惊人。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余永定教授的双扩张政策建议，根本就是一种建议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可成为留待日后考虑的问题，如何应对短期困难才是要紧之事。这种建议却值得警惕，盖因这种政策虽然短期有效，但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它会固化既有产业结构，令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计划被短期的困难所搁浅。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启动，这种“衰退”固然对旧方法、旧产能造成了毁灭，但同时也迎来了对新方法和新产品的创造。创新和新的产业革命会就此出现。也正是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企业和社会经济才能在这样的创造性毁灭中，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