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人类是无知的，就如上世纪寻找核子的科学家和应用核能的工程师，也不容易估计到，苏联的切尔诺贝尔核灾以及日本福岛核灾，会带来如此大规模和深远的灾难。因此承认人类的无知，直面科学技术的知或未知、能与不能，以及发掘当代社会潜藏的发展和社会风险才为上策。

举个例子，不少研究显示退伍军人往往较容易陷入情绪病中，甚至有部份军人因难以转入职场或受残疾影响，可能沦为贫穷人口。这明显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集体该共同面对的问题。为避免演变成进一步的家庭暴力、代际贫穷或政治效应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早发现问题并提供恰当的支援方为上策。

因此社会上有防疫与抗疫的分歧本属正常，就社会问题有不同判断乃是常有之事。前者视他者为危险的来源，保护自己就要切断这个来源，防疫就是要防外患；后者相信医疗科技方能解决疫症，固本培元，认为抗疫就是要众志城城齐打针。前者可能过份恐惧全球化，后者的盲点是过份崇拜现代医学技术，并不能说有错。

了解康复者的需要

此外，确诊病例在11月底已破2亿6000万起，换言之，来年在全球的康复者人数，会与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相近，分布在美国、印度、巴西和英国已有超过千万人，仍未知当中有多少人会有后遗症和心理创伤。在扣除可能回国的染疫外劳后，到底新加坡会有多少万名本地康复者？

须知道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屡屡改变社会形态，比如二战时各国积极鼓励女性投入生产支援战事，在战后却曾劝女性重返家庭，一再塑造家务分工和男女角色不同的做法。然后，美国为了安置激增的退伍军人，改变了当地乃至世界的高等教育生态，也因为战后婴儿潮，成就了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创新与学生运动。

社会也该思考怎样接纳这些冠病康复人士，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歧视，让他们重回职场与社会。这是下一步该思考的问题，别让这一批人成为被社会遗忘的一群。

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新”，是因为人类对其病毒来源、宿主、变种、传播和防御机制，仍未能完整建立一套解释。现在已知的部份仍十分少，无论是政府、专家或大众仍没有百分百确切的办法，来回应这次大流行的走向。

近两年来各地社会一直在这两个选项中打转，就如当狼来了，有修好家里围墙和强身健体准备击退的两种应对策略。这两种认知不等于谁对谁错，合两者之好，并无不可。希望在来年可以找到其他新的思维，以及开始思考如何善后。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部博士生

毕竟防疫抗疫旷日持久，最终会有多少冠病康复者仍不可知，不要错过未雨绸缪之时机。

也许是时候各国应思考现时的社区规划、住宅设计、公共服务系统和公民组织，能否应付这批冠病康复者，以及新增的复健服务、心理咨询，比如是否须要建立新的医疗基金、康复者互助协会和复康活动中心之类的安排，商界和社会企业又可扮演哪些角色。

规划行动之前，不妨先去调查康复者现时所需和困难，结合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实验室结果和临床经验，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记录和诠释其结果，用来估算未来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需要，并向各界和跨国组织建议，如何协助这批康复者甚至他们的下一代，借此化危为机，激发社会创新，强化社会支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