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两者观点，我们该善用社交媒体来满足社会性动物需求，也该避免自己成瘾而影响日常生活、工作和情感关系，这是我们的责任。人类并不知道到底社交网络和电子产品提供的空间，能否推动创意，还是会摧毁我们的专注力和创造力。我们也该适度脱离网络，避免陷入神经持续获得刺激的满足，却可能带来的抑郁、焦虑和网瘾。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现今世界不是由科技创新单向改变的，好的科技也不必然受到欢迎；可用的、合用的才可能普及。人们会从日常生活中，主动选择合用的科技，遗忘不合时宜的。因此，不该一面倒地指责滥用电子产品的危害，而忘记人有自主性，该扬长避短，善用社交工具。
可是，我认为这次真的不一样。临床心理学家斯温格尔说，电子产品和社交媒体正在改变大脑的运作，逐渐侵蚀我们的专注力、创造力、情绪和效率，因此，这不是过虑而是有临床证据的。斯温格尔认为，电子产品和网络并不是坏工具，只是被滥用的后果十分严重，而且要注意到网络成瘾背后的成因和代价。她更指出，因高水平、持续地刺激大脑，我们的大脑回路、脑波正在改变，是全人类都该注意的大问题。
《外交家》杂志最近刊出两篇文章，讨论美中之间的TikTok之争，其中一篇提及一个观点：禁止某一个软体，并不能解决某个社会的假信息问题。我在此作另一种解读，说明滥用社交媒体不只是美国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也不是美中博奕可能化解的，而是全人类该思考的集体问题。两篇文章论及网络社群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利用社交媒体工具种下的潜在风险。我想扩大讨论的是，网络与社交媒体被滥用，带来生活、工作、情感和效率的问题。
因此，在大国博奕的讨论之外，网络社交媒体比起以往其他技术更具威力，资本与政治也更容易插手，更有可能形成集权宣传、贫富悬殊的工具，这是最该关注的。至于假信息流播、孤立霸凌、家庭情感关系等问题，在阅读报纸或观看电视的年代都有，因此不管有没有互联网都值得正视。
历史上，每当有新的社交媒体技术出现，往往引来权贵精英的反对，比如对印刷机、咖啡厅的管制取缔。斯坦达格认为，对网络社群不宜过度忧虑。我们只是从大众媒体的集中化、单向式沟通，改变回前大众媒体时代的双向、自由沟通，该正面看待。
也由于互联网让人上瘾，很多情绪和效率问题被认为是个别事件，却忽略了可能与滥用电子产品有关。以往媒体的关注都在年轻人，其实滥用电子产品和网络成瘾，是禁止某个软体所无法解决的人类福祉大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