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丽的惨痛教训还未远去，西安转眼就又来一遭。对中国而言，“清零”的成本在整体上或可承受，但当压力集中在一个点上，那骤然升高的强压是很多家庭都无力承担的。病毒来去无踪，谁也不知道会否有下一个西安，若有，又会发生在何时何地。只有解开枷锁，增强政策弹性，才是与世界长久共存之道。
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坚持“清零”是有底气的，因为政策造成的代价在中国庞大的体量下显得那么渺小。许多人为此高唱赞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国家的抗疫在无形中戴上了镣铐，正负重前行。
四副枷锁，把中国紧紧地钉在了“清零”的道路上无法脱身。有些枷锁短期内无法解开，但另一些则有相当的努力空间，全看政府是否有改变的决心。
首先，应该尽快在各级政府间建立冠病管控的标准作业程序（SOP）。各级政府在完成标准程序的要求后，若有不可预期的意外发生，官员不应承担责任；但倘若政府官员未能按照SOP作业，则对其严格问责。用过程规范取代目标责任制，是解开官僚体系那把刚性枷锁的关键。上级政府承担制定权，下级政府承担执行权，同时为市场参与和社区互助开放空间，让他们有发挥的余地。
第二把枷锁是对民众的冠病科普不足。很多民众对病毒的理解还停留在武汉暴发的初期，对整个疫情的发展了解有限。政府为了维护“清零”的正确性，夸大、剪裁世界其他地区的抗疫实情，更加强了民众对冠病的恐慌情绪。中国防疫专家张文宏提议与冠病共存，社会反弹之大几乎没有为科学讨论留下应有的空间。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政府想管而社会反弹，中国却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便政府有一天想透透气，却也先要回头看看自己的民众是否允许。
其次，改变现有的科普方式，向社会传达冠病的最新进展，让“流感化”这一事实被大部分民众接受，降低社会的紧张感和应激性。同时，政府有义务开展冠病的自我防治教育，让民众有能力自我应对轻微症状，减轻公共医疗机构的压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
新加坡政府从1月起取消了对两剂科兴疫苗的接种完整性认定。疫苗接种原是为了帮助社会渡过时艰，让民众生活更加便利，但中国的疫苗接种现状却使得坚持“清零”在当下变得更加不可或缺。
西安的疫情尚未清零，但抗疫过程的种种已经让人无尽唏嘘。全城封锁，日用品和食物供应困难；社会生活停滞，小孩无学可上，远程无法办公；一起确诊病例上千人集体转移；穷者露宿街头，有甚者翻山越岭只为省下隔离费用；强硬封锁下孕妇流产、心脏病患者病发而得不到及时救治。在全球抗疫都走向共存和开放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引以为傲的“清零政策”缘何至此，而又前途何在。
第四把枷锁是疫苗的保护力。相较辉瑞和莫德纳，科兴的保护力较低，尤其是对新变种奥密克戎表现不佳。由耶鲁大学领导的最新研究表明，仅打两剂科兴疫苗，无法检测出对奥密克戎起到任何中和作用，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后再搭配辉瑞加强针所产生的抗体水平，才能类似于两剂辉瑞疫苗；早前香港两家大学的研究结果也与之类似。
第三，在某些地区试行差异化的防控政策。上个月，中国国务院要求各省划定边境重点城市，在选定的边境城市内对接触人员和货物出入境的行业实行更严格的隔离政策。对地方而言，这实际上是增加而非减少了他们的防控压力，与增强政策弹性背道而驰。可以考虑的是，在医疗资源充足的地区加强疫苗接种，逐步推进内部生活的常态化，同时在短期内加强跨地区的防疫管控。通过特定地区的防控经验，总结政策得失，探索新的道路。
第一把枷锁名叫政治合法性。疫情在发展，抗疫政策也须要有变化。在不断变化的疫情面前，将某一特定的抗疫政策上升到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角度，是不计后果的赌博行为。赌的无非是全球疫情会如风一样倏地来、倏地去，只要坚持“清零”到最后一刻，就代表制度的胜利、民族的胜利。可抗疫是一个科学问题，病毒不会和人赌。当下疫情已经逐渐流感化，如果病毒不能突然消失，民族主义者又要如何从自己所设下的赌局中抽身？
第三把枷锁是当下极端刚性的官僚体制。对上负责，对下加码，体制中全然不见信息的有效交流，只能如同僵尸一般不断地出现应激反应。为了“清零”，一人阳性，整楼整村转移到郊区；即便持有绿码也不许出去买菜；小区失火了，消防员还要翻墙进去。这一切荒谬的背后是整个官僚系统的失灵。层层加码、向下卸责，到最后基层官员不得不把市场帮扶和社区互助的大门也都一并关上，因为出了事他们首当其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