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看，“中华”一词显得更博大和丰富。“中华”的概念古已有之，其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古代文献里“中华”不仅指地理层面上的中国全境，还有代表“文化中国”的更深一层意思。近代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4年）一文中，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过详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出于和台湾民进党做斗争的角度，大陆不应该抗拒、排斥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毕竟名字里还有“中”“华”二字，而这正是民进党所不乐见。台湾参加奥运从最初“中华民国队”到后来不得不接受的“中华台北队”，两个名称之间文字上的演变凸显了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历史上的起承转合，而不变的是“中华”。两岸同文同种血脉相连，“中华”是连接两岸的脐带。
从当代实际使用上看，“中华”指的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有“中华”，“中华民国”里也有“中华”。汉语言中包含“中华”二字的褒义词汇比比皆是。诸如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大地，振兴中华，爱我中华，等等。不过虽然“中华”可以指称中国，并不是说二者可以相互通用随意互换。例如除了“中华台北”这一固定的用法表示特定的含义之外，一般不用“中华”修饰地名，不论是大陆的地名还是台湾的地名，例如不说“中华上海”或“中华高雄”。
从政治角度讲，使用“中华台北”带来的实际效果不会比使用“中国台北”的差。“中国”“中华”翻译成英文都是China/Chinese。不管使用哪个称呼都改变不了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何妨》全文谈的“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是台湾体育代表团的名称问题，和吕秀莲的“一个中华”的政治主张毫无关联之处，没有什么“闹了笑话”可言。
拙文《使用‘中华台北’又何妨》（以下简称《何妨》）2月5日在《联合早报》刊出后，林原先生近日也在《联合早报》发表《‘中华’与‘中国’有区别》，参与了“中华”和“中国”名称的讨论。
《何妨》一文指出，正是由于“中华台北”与“中国台北”的含义不同，当大陆国台办用“中国台北”指称参加冬奥会的台湾体育代表团时，台湾陆委会和台湾媒体才表达了强烈不满和负面反应。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大陆遵循了“奥会模式”或者说是两岸间的“八九共识”，司仪唱名台湾队时英语用的是Chinese Taipei，汉语用的是“中华台北”而不是“中国台北”。
遗憾的是，中国大陆方面对于台湾体育代表队的称谓有时用“中华台北”有时用“中国台北”，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往往会根据两岸关系的好坏变化，对代表队的名称进行选择性的使用。
2018年“台湾正名公投案”的结果说明“中华台北”的名称在台湾具有广泛的民意。而最不愿意使用“中华台北”称号的当属民进党当局，出于“去中国化”的目的，民进党恨不能将“中国”“中华”字眼统统从现有名称中拿掉，换成“台湾”。
《何妨》一文并未否认“中华台北”与“中国台北”有所区别，更没有说“中华”与“中国”可以随意互换，把“中国北京”说成“中华北京”。
为了解决“中国台北”“中华台北”的争议，1989年4月6日台湾奥委会和大陆奥委会的代表在香港签署协议，这次用的是中文。双方同意凡以中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可以说是两岸体育界1989年达成的“八九共识”。
作者为多伦多圣力嘉学院兼职教师
对Chinese Taipei的称呼或翻译，两岸没有必要再相互斗嘴、各取所需进行“一中各表”了，能否由此开始“一中同表”？如两岸能从体育界的“八九共识”迈向政治领域的“九二共识”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对于两岸同为炎黄子孙的中华儿女来说将是莫大的幸事。
至于台湾体育代表团为何有两个不同的中文名称则要追溯至40年前的“洛桑协议”。根据此协议，台湾正式接纳了Chinese Taipei作为参加奥运会代表团的名称。协议用英文签署，没有官方的中文版本。大陆将Chinese Taipei翻译为“中国台北”，而台湾翻译为“中华台北”，形成对Chinese一词的各取所需、“一中各表”的局面，双方为此打了不少口水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