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投资公司管理储备金，不是新加坡的创举，但我国却是第一个非商品出口国成立政府投资公司的国家。GIC的历史并不始于成立的那一天，它的构想在建国先驱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脑子酝酿了七个月的时间。
北欧国家得意洋洋地宣布“大流行已经结束”，不是我们的榜样，对能够杀人于无声无影的病毒，我们必须始终对它保持一份敬畏心。
3月24日政府宣布大幅度调整抗疫安全管理措施，提高聚会人数限制、户外可不戴口罩、边境开放的消息，让不少人久憋的一口气一下子得到释放。当晚我乘兴到商场的连锁理发店理个头。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事实上，这次的安全措施大调整并没有引来举国欢腾，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对每天数千的新增病例感到不安。这些还持保留看法的人也是一种平衡力量，让我们走向正常化的步伐不会突然失去方向。
作为国际信评机构AAA信用评级的保障，GIC的成立并不是件什么大事，甚至出奇的低调，没有大事铺张的成立仪式。第一任董事经理杨邦孝第一天上班时，发现他的办公室竟然连一张专用的椅子都没有，还得自己从其他房间拉一张过来。
政府让人们在户外摘下口罩，也就是摘下了两年抗疫中最标志性的安全措施，人们可能一时之间，还不放心摘下口罩。但这种不放心很快就会消失，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安全意识，也会很快降低。
在全球化的今天，瘟疫导致的危机多重而复杂。一旦大流行发生，每个国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新加坡正在书写的抗疫战也涉及一些带有风险的投资，如疫情一开始，政府便投资西方、中国和本土的疫苗研发，使得新加坡比世上大多数国家更早地获得疫苗供应，加速人民的疫苗接种速度，大大降低受冠病病毒感染的死亡率。低死亡率是我们此次能够大胆调整安全措施的关键。
每天的病例数据也许已经让人麻木，但数据中隐藏着的风险，却那样实在地给我们敲响警钟：口罩可摘，危机感万万不能摘下。
稳定和强大的外汇储备金是新加坡取得AAA信用评级的实力所在，它保障了国家的财务稳定和主权，为今天的抗疫战提供充足的弹药；成立于1981年的GIC便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阀。
GIC在1981年5月22日正式张挂招牌，它成立的目的是基于“国家储备金应由本国国家实体管理，而非外部基金经理管理”的主张，因为把国家的资金交给外人管理，意味着“他们很可能让自己获利而不是让国家得到好处”。
抗疫战与我国创造国家财富和保障安全的精神一脉相承，如果国际上也有医疗保健的信用评级，新加坡的抗疫和安全管理必须以追求AAA的信用评级为目标。
GIC的成功代表着新加坡生财有道，理财有方，让我们克服多次的金融危机，包括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GIC借助金管局的专长，给它的健康成长打了强心针。它去年底出版成立40周年特刊，中文版今年1月面世，名为《宏愿》，讲述新加坡外汇储备与主权基金的故事，阅读后为新加坡一段艰辛的建国历程感慨万千。
两年来，口罩给人们的安全感似乎进入了抗疫思维，一旦不戴口罩，许多人还会感到不习惯。
这次的安全措施大调整，让人们朝正常生活跨出一大步，但似乎意味着摘下口罩也可能摘下了人们的危机感。李显龙总理在抗疫以来的第九次广播中提醒人们不要完全放松警惕，遵守安全措施，即使有新的问题出现，我国也有把握控制情况。
GIC是具新加坡特色的主权基金，它的财富不是来自贸易盈余，而是政府懂得把政府盈余储备，分散投资到多元化的各种全球风险资产中，以获取长期回报。
不管病毒叫什么名字，它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此起彼伏，从没有消失过。在危机面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进退有据，是应对困境的基本原则。领导人有担当勇气，人民有责任心，同样重要。
两年多以来，当我们全神抗疫，一些具有重大纪念性的日子，却在我们身边静悄悄地溜过，其中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在2021年成立40周年。
各款疫苗的研发并没有百分百的成功把握，一旦失败，政府投资便付诸流水。但从国民健康的角度看，这样的投资风险不足畏。现在政府还继续加大对疫苗和口服药的投资，着眼长远的目标。
吴博士在1980年8月1日受委为金融管理局主席，七个月后他宣布成立一家政府投资公司的计划，一个影响长远的“宏愿”浮出了水面。GIC的成长是金管局成功故事的延续，在新加坡储备管理的历程中，金管局突破其原有的角色，GIC应运而生，两者从此像倚天剑与屠龙刀，共同推动新加坡国家财富的管理与创造。
一坐上理发椅，刻意问女师傅：下周二起理发可以不戴口罩了？她说，政府没说理发可以不用戴口罩，但还是戴口罩好，保护我们。
抗疫战与我国创造国家财富和保障安全的精神一脉相承，如果国际上也有医疗保健的信用评级，新加坡的抗疫和安全管理必须以追求AAA的信用评级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