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层面，从快餐到教育，从高科技到金融产品，美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和美国相比，俄罗斯在中国真正的坚定支持者，大部分来自退休金领取者和对社会不满的底层，他们不仅人数有限，经济地位也更为弱势。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对于美国的兴趣远超过对于俄罗斯的兴趣。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人都可以轻松地回答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但几乎没有人有兴趣了解俄罗斯杜马（议会下议院）和总统之间的权力关系。
当中国民众的声音日益出现在政策辩论的舞台上时，上述的西方式傲慢立刻收获了粗暴和直接的回击。和精英阶层不同，大部分的民众并不会从西方的虚荣心中收获直接的好处。相反，他们可能因身份问题而承受不公平的排斥和攻击，从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到西方大学课堂中清一色的批评话题，再到街头的言语侮辱和暴力袭击，不一而足。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民众并不具有强烈的政治兴趣，但如果他们被设定为不配同西方的“自由公民”平等讨论的“政治贱民”，激烈的反抗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民众安全焦虑的镜像
但现在大部分的中国民众认为，西方所渴望的只不过是一个永远的“二流中国”，一个西方文明的附属。俄罗斯失败的政治转型和大国地位的丧失，正被中国民众视为前车之鉴。
考虑到中国民众对西方的对立情绪并没有缓解的征兆，我认为中国选择站在和平一边，仍然是具有政治勇气的。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同时承受西方和国内的压力，并可能担负向西方屈服的骂名。
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不仅是非正义的，也是愚蠢的，并将大概率一败涂地。但大部分中国民众将感到失望而非庆幸。尽管几乎没有中国的民众渴望过俄罗斯式的生活，但正是俄罗斯人和他们一起分担着被西方社会强加的孤立。中国的国力使得民众相信他们终于在隐忍百年后，获得一个强有力政府——而这个政府必须是民族主义的。
虽然中国外交官的表现并非完美，但如果讨论议程已经被设定为“给中国教训”，一种具有“狼性”的回击不仅是恰当，甚至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是必要的。
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依然坚定拒绝将俄罗斯称为入侵者。中国政府否认事先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及向俄罗斯提供秘密援助，同时宣称不会支持冲突的任何一方，而是“站在和平的一方”。
尽管几乎没有中国的民众渴望过俄罗斯式的生活，但正是俄罗斯人和他们一起分担着被西方社会强加的孤立。中国的国力使得民众相信他们终于在隐忍百年后，获得一个强有力政府——而这个政府必须是民族主义的。
中国民间对于俄罗斯的支持并非建立在对俄国本身的偏爱上。中俄无论在意识形态、宪法体制还是民众政治心理上的差异，不亚于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民众的确对普京的个人魅力有亲近感，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人欣赏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或生活方式。相反，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远大于俄罗斯。在中国进行的军事和体制改革中，“摸着美国过河”是一种被接受的思维方式。
当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美国的记者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耐心，并试图利用母语优势剥夺秦刚的表述机会，10余次打断他的话。
同情俄罗斯所反映的是中国民众对于俄罗斯困境的同理心，即一个被西方针对、包围和污名化的大国国民的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1949年之后，中国就处在被西方社会敌视和包围的状态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但这是建立在西方希望通过开放市场，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基础上，甚至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包含了这一考量。
更加不幸的是，政治领域的偏见被社交媒体延伸到了个人战场，并极为粗鄙地被用于拒绝给普通中国人公平的对待。长期以来，中国人如果希望获得西方的友谊，就必须接受某些针对中国的偏激观点，以此和中国政府拉开距离。
因此一个被孤立的、贱民化的俄国更能获得中国民众的同情。西方社会正在排斥和驱逐那些拒绝谴责普京的俄罗斯人，而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辩论的机会。中国人了解这种被剥夺感，并会因此更加同情俄罗斯人的境遇。
西方从苏联解体积累的政治自信，导致了对于非西方体制国家的污名化。如果说中国人认为西方已经没有资格从实力的角度教育自己，西方显然还是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平等地讨论政治文明问题。
对此不满的西方批评者所忽视的是，中国社会始终存在要求给予俄罗斯更大支持的压力。在拥有数亿使用者的网络平台上充满了对普京勇气的赞美，对于俄军进展的欢呼以及美国在乌克兰研究生化武器研究的阴谋论。如西方同行一样，中国的外交表述也必须同时回应国内的声音。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再次重申了美国并不试图抑制中国发展或改变中国的体制，但对于曾经在1990年代经历过美国干预台湾海峡危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中美南中国海撞击事件的中国人来说，外交退却带来的只不过是更多的屈辱。即使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体制并无自然反感，但他们并不会为西方的胜利而欢呼；相反，他们会为每一个能够抵抗“傲慢美国”的国家或政治人物欢呼。
（作者是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西方话语霸凌加剧民族主义崛起
如果强迫中国政府抛弃这一立场，中国政府将和西方决裂而非向西方屈服。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说服民众站在和平一边，那么这种努力足以被称道。
10多年前，当我还在北京从事法律工作时，美国国务院曾经资助一些美国律师，试图指导中国的资深法官和教授改进中国法律。他们确实通过支付项目账单收获了虚幻的成就感。但类似的将自己视为天生救世主的心态，事实上深化了中国人对美国的警惕和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