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的“佛系”到“躺平”，新加坡的抗疫模式既非西式，也非中式，从一开始就是自己的一套。即使今天的“与冠病共存”，也具有新加坡本身的特色。
在所有的开放中，最值得人们“谢主隆恩”的不是现在可以到夜场唱歌跳舞，而是医院探病限制的解除。在严峻的疫情中，医院里其他不同的重病、急病或是受伤的病人，得不到亲人好友的探望，是疫情中最悲催，最无可奈何的事情。
医疗服务对任何国家都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新加坡的抗疫模式频频成为本区域国家和地区“抄作业”的对象，对我国的治理是一种肯定。
先跟读者分享近日看到的一则段子：
他说，政府首先要确保数据和信息流通，从医院到综合诊疗所、诊所，社区保健站，做到信息共享才能达到无缝接轨护理，因此全国电子健康记录至关重要。其次，确保业者所提供的服务不会出现太大差距，居民无论选择哪个业者，都能够获得几乎一致的援助。
一般人的认知是，眼前的问题还未能解决，哪有时间和精力想到未来。《论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的理解是，眼前的忧患皆因缺乏长远的考虑所致，中国古人的“远虑”即是今天所说的“对于未来的思考”。
美国人对中国人说，除了冠病之外，其他病对你们都不是病。
医疗服务对任何国家都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新加坡的抗疫模式频频成为本区域国家和地区“抄作业”的对象，对我国的治理是一种肯定。
于2010年自公共服务领域退休的前公务员首长何学渊，在两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复杂世界中的治理挑战》（The Challenges of Governance in a Complex World），对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与实际做法，有深入的论述与分析。新加坡事实上也是一直向别人学习，包括别个国家的政府或是跨国企业。
除了冠病之外，其他病还是病，尤其是长期的基础病，疫情的放松让新加坡得以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整体医疗保健课题上。王乙康近日在加冷综合诊疗所开幕式上说，新推出的“健康SG”计划，把重心从疾病护理转向医疗保健，“若做对了，可在10年内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不少人确诊后去诊所看医生，主要还是为了留个记录，以证明自己已有免疫力。卫生部长王乙康在面簿上贴文表示，“接种冠病疫苗和从感染中康复的人有了很强的抵抗力”，多少印证民间的看法。
新加坡的功课可以让人“偷看”、让人“照抄”，也经得起批评。抄作业是容易，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新加坡交出作业的背后有一套思维逻辑。
建国总理李光耀一生器重的重量级部长拉惹勒南，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有些注重实际的人坚持认为，这样的猜测推想（或者说思考未来）是浪费时间，这些思考与解决日常问题毫无关系。在历史的早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鲜少变化的时候，这样说或许没错……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不仅变化与日俱增，而且这些变化是全球性的，渗透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因为变化事关未来，所以只有以未来为导向的社会才能应对21世纪的挑战。”拉惹勒南在上世纪70年代所发表的这番话，在21世纪的今天重温，犹如一项洞察先机的预言。
对未来的思考，如果只停留在“思考”的层次，是学者和理论家的工作，治国者或者生意人、企业家则必须进一步将之具体化为“提前规划”。未来新加坡的领袖要“抄”前人的作业，不只是要具备前人的战略思考能力，思考方式还必须与时并进。
从4月26日起，疾病暴发警戒系统难得由橙色下调至黄色，几乎完全开放的社交活动，解放了人们的心情，也明显地降低人们对冠病的恐惧，很多人不再把确诊当一回事。
冠病疫情一暴发，新加坡便在想象最坏情景的可能发生，如医疗体系瘫痪、医护人员严重短缺、其他疾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健康SG”不完全是新的理念，而是用战略思考的语言重新包装，“10年内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是政府不小的自我期许。
何学渊被赋予监督检讨我国疫情首阶段应对措施的重任，相信他的工作范围不只是检讨而已，也为未来的防疫抗疫提出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思考与建议。
这个有趣的段子敏锐地点出西方与中国的抗疫态度两极化，也反映出两边政治气候的不同。
中国人对美国人说，你们不把冠病当病。
我国领导人和公务部门在1970年代向英国蚬壳石油公司（Shell）“抄作业”，学习人家的“情景规划”做法，并在各领域推而广之。何学渊在他书中说，“情景规划”已经成为新加坡政府战略计划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政府对情景规划十分重视。在1997年开始的“全国情景规划演习”，针对社会凝聚力课题找出新加坡的弱点与潜在危险，也才有了后来的“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和隶属于社会发展部的“乐龄署”。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今天全球性的改变皆在弹指之间，“未来”可能就是三五年的事。抄作业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萧规曹随”照搬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