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的负面作用。压力和没有安全感是现代生活的特点。劳动力的商品化,使人沦为资本主义大机器的附庸,也使传统的家庭、家族、社区解体。无根的漂泊成为每一个人的宿命。在消费主义下,资本为人们的每一种需求都创造出无微不至的商品和服务。只要有钱,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悠哉游哉,不须要同他人打交道。但他的生命除了消费享乐外,几乎没有别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教授就发出感慨,说富足后的中国,几乎全民都丧失了灵魂。
资本主义顽疾
可持续发展遵循的是与自然和谐的循环逻辑,如何同资本主义无限扩展的线性逻辑兼容,是个世界级的前沿问题,没有任何国家有现成答案。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育成为一个庞大、完整、复杂的,囊括了人类生活几乎所有方面、左右了人们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无所不包的大体系。随着苏联崩溃、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宣布“历史的终结”,“市场规律”(即资本主义法则)成了天经地义,人们对市场经济下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都脱不开它的框架,无不打下它的烙印,因为大家都“身在此山中”。
这些在短短几十年间彻底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创造了中国奇迹。实践证明,用对老百姓的普惠来衡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社会主义,比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旧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充分展现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探索新社会主义模式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第一类是市场需求不足这个老顽疾相关联的。不用说衰退,就是经济增长放缓都会引发一连串问题,如失业或就业不足,收入增长缓慢或负增长,贫富两极分化,债务和金融危机,资本全球流动造成的企业破产,大片地区和城市衰败。巨大财富中的持续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原罪。例如美国人均收入达到6万美元以上,但根据CNBC报道,在经济处于巅峰期的2016年,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每晚饿着肚子上床。失业或不断扩大的没有就业能力的人群,造成各种社会疾病和政治动荡。为了创造就业,各国拼命刺激经济,但资本主义推动下的新技术革命,正在使增长和就业脱钩,造成宏观经济政策失灵。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第二类同人口、就业、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消费主义将人欲与生物圈的联系割断。资源环境的压力主要来自人口爆炸,可持续发展应该通过降低人口来减少这种压力,重新恢复平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越来越多国家或是大力鼓励生育,或是接受大批移民,否则经济就会下滑,国力就会下降。各国提高生育率的努力,几乎无一例外都不成功。大量吸收移民又会对社会造成难以承受的冲击,反移民情绪非常普遍,尤其在发达西方国家,因为移民是亲资本而反社会的。
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社会化大生产,以大众消费为目的,“有价无类”。等价交换的原则给平等创造了前提。第二,任何人无论来自什么背景,都可以通过社会分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大大扩大了每个人的人生机会。第三,任何人无论来自什么背景,都有机会创业、当老板、改变命运。第四,面对大众市场的创新,带来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薄利多销带来大众化价格,使物质生活水平飞速提高,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以往王公贵族的奢侈品,成了寻常百姓的日用品。
郭良平专栏
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
安全感包括稳定的生活、工作、收入和亲朋圈,是大多数人的第一需求,也是市场无法提供、资本主义无论多发达都无法满足的。无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一定是个有根本缺陷的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使道德情操和人格修养归位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无市场价的最高价值。
然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非常强横。在拥抱它的社会主义特点时,也要防止跌入资本主义的陷阱,染上资本主义的顽疾。新自由主义就是利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好处,设下资本主义的陷阱,让人们不加区分地拥抱资本主义所谓的“市场规律”。
总之,社会主义要建立不用经济增长也能提高和维持良好生活水平的机制,使人民有安全感、归属感,生命有意义,有精神境界的追求。在过去几十年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但社会主义还远远没有,现在是时候扩大探索了。
其次,逐步退出GDP竞争。GDP同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紧密相关,追求GDP是强国和抵御外侮的手段。但作为一个核大国和经济强国,已无人胆敢侵略中国。发展重心应更多地转向经济之外、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更有效的领域。这就要求摈弃消费主义,减轻对资源与环境和对每个人的压力。拼GDP或公司业绩,就是在资本主义赛道上竞跑,会离社会主义的目标越来越远。
当今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包含了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因为市场经济包含了社会主义成分,而新自由主义混淆了其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在实践中抹煞了后者。
爱因斯坦说:“我相信,能被计算的,不一定重要;重要的事,不一定能被计算。”他还说,“什么叫疯子?就是重复做同样事情还期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话很恰当地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有价格的东西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能用价格来标识,资本主义快黔驴技穷了。
除了马克思分析过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外,资本主义的顽疾又有新的发展和表现形式,涵盖了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包括贫困、就业、债务问题,社会分裂动荡,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身份政治问题,网络和产业链安全,气候变化、环境资源退化,低生育率,老龄化,心理健康等等问题。根据它们的关联度,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三,要将技术发展从资本主义轨道上扭转下来,使其计入人性化轨道,围绕着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产方式,而不是市场利润来发展。着重发展那些有助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使人人都有用武之地的技术,而不是那种有助于垄断、让普罗大众沦为“无用阶级”的技术。
首先是心理疾病大流行,自杀和暴力犯罪屡创新高。美国频繁的枪击案,反映的与其说是枪支泛滥,不如说是心理健康问题。其次是“躺平”或全面放弃人生的追求。年轻人不婚不育,害怕背起家庭和育子的多重大山。中国的独居人口已达1.25亿,日本每年有3万人孤独死——死后很长时间没人发现,也没家人愿意出面操办丧事,而要政府雇佣的专业公司代劳。
从这角度来看,习近平的探索是可贵的,不能因为一时经济困难,就以“市场规律”名义轻易否定。但也不能“定于一尊”,因为中国的探索还远远不够,远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要继续进行开放式探索和创新,但要把握好几个方向性原则:
狗熊掰棒子疗法
首先要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逐步缩小市场法则的有效范围,将其逐出社会和政治领域。社会才是幸福感和人生意义之源,靠GDP增长来提高生活质量终归是缘木求鱼。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使道德情操和人格修养归位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无市场价的最高价值。这种以人和社会为本的生活方式,自然也会将环境包含进来,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反制消费主义。
邓小平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认定了“共同富裕”。他说只要共产党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大胆尝试各种办法。现在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了许多,中国的制度优势仍在。它的挑战是怎样通过创新,在市场机制中融入社会主义的理念。这是世界级的前沿课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挑战。
但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它不断加重每个雇员的压力,造成所谓996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将生活中的一切神圣、有意义的东西,都化成货币符号;公司业绩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成了无时不在的催命符。在资本无限的压力同肉体人有限的承受力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几乎无解,已造成灾难性后果。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不足时,中国总理朱镕基曾在一个企业老总的会上,半开玩笑地抱怨他们的产品太耐用了,以至老百姓久不更新换代。近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断强调要勤俭节约,过日子要精打细算。显然,前者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扩展市场的逻辑,后者则涵括了资源环境、社会和传统美德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015年,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疫情中又启动了“共同富裕”和节制“资本无序扩张”。这些都表明了中共认识的深化。然而,这些实行起来困难重重。最近,经济下行造成普遍恐慌,国务院召开10万人誓师大会,力图挽回经济增长的势头。
对以上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有一套成熟却无效,或治标不治本的疗法:无非是撬动利率杠杆,刺激消费,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扩大出口,加印钞票,放宽政府管制等。在中国还有不同于里根政府的“供给侧改革”。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和本世纪以来的“安倍经济学”,以及再早的凯恩斯主义等等,都没能根治资本主义痼疾,因为它们遵从的是资本主义逻辑,也因此强化了这种逻辑。新自由主义还为此铸就了新的“政治正确”,并在卫道士格林斯潘的看护下,掀起2008年的金融大风暴。在日本,年轻一代几乎完全丧失战后父辈那种拼搏和工作狂的献身精神,大面积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