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国民很难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情势有切身体会。所谓小国，非仅地狭人单，究其内核，则往往不能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在国际政治环境中获得完全的安全保障；国家安全或者依靠结盟，或者需要外在的制度性保证，这其中国际法尤为重要。
就在一周前，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又在公开场合挑起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以及泰国南部的历史归属问题，并声称“应该声索新加坡及廖内群岛回归马来西亚”。放眼世界，以历史、宗教、民族甚至文化遗留问题为借口，来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永远不会根绝，因为这是强国觊觎弱国的本能欲望使然，也往往会是特定国家国内政治的需要。这就使得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生存更加艰难，也更凸显尊重国际法与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联合国宪章》对于小国的意义正是在于，在这个框架之中，国家无论大小，都拥有自身领土与主权不受侵犯的神圣权利。这些国际规则，当然并不完美，但却是小国限制大国的法律利器。人类也正是由此在国际关系中，首次以文明法则来代替野蛮的暴力征服。
还有不少人认为，新加坡这次外交反应是出于与美国结盟的站队思维。但当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时，新加坡也同样坚决反对。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言：“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仅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之一，对于我们一个小国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
反观此次侵乌战争，俄国在战争酝酿期就挑战国际共识，从根本上质疑乌克兰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并以跨境俄罗斯族受压迫为借口。这就让二战之后独立的无数小国，都看到了自身的身份与生存危机。因为这些小国，包括新加坡自身的国家身份获得，都不是靠武力、暴力乃至金钱，而是国际法准则。一旦这种大国利用种族、宗教、历史、文化问题为借口，随意入侵他国的风气传开，则小国将永无宁日。
诺思（Douglass C.North）与托马斯（Robert P.Thomas）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通过经济学的原理发现国家规模与统治成本之间的平衡，使得14世纪开始，欧洲的帝国扩张成为主要趋势。简而言之，即太小的国家，独立与统治成本太高，因此就会天然受到他国的入侵与兼并。比如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却也要花钱维持强大军备。与之相比，同样经济与人口规模的香港，因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就为居民节省了巨量的军备支出。
因此在国际秩序的野蛮丛林中，小国生存的概率往往甚微。正如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国家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所言，现代国家的低消亡率是由于主权制度的建立。新加坡、摩纳哥等袖珍国家的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乃是国际社会承认这些国家的法理主权。国际社会成员国对这些小国提供法理上的保护，即使是人为粗率划定的国界，也是国际所承认的边界，这就为国际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俄国入侵乌克兰后，对于新加坡所持有的坚定反对立场，包括某些本国国民都可能有不理解之处。因为，毕竟感觉以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来反对拥有核武的五常之一，完全是以卵击石。
二战可说是国际秩序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分水岭，《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获得普遍承认，故而引发广大前殖民地政治独立的高潮。这些国家都成为新国际体系的产物——联合国的合法成员。无论大小，这些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获得国际法上的尊重。比起过去数千年来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社会，这对小国的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东西方对峙的趋势日益明显，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战略空间也被严重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准则的作用将日益凸显。因此，大国中谁是规则维护者，谁支持秩序破坏者，都将在未来重塑自身与小国的关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国际法准则为何极其重要？因为与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相比，很多新兴国家往往是殖民独立运动后草草划定国界的产物。世界上有太多国家间存在历史遗留的民族、宗教、历史与政治纠葛，因此未定国界、争议领土，就永远是无法解决的现实难题。跨境民族、族群与宗教群体的存在，就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因此承认既有现状，反对武力入侵他国的基本准则，就对遏制国家间动辄以武力解决领土争端的冲动，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与国际秩序，就是防止大国利用民族、宗教等因素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后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