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两家农耕土地守护者的故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悲情或是对政策的控诉，有的是经营者敬天爱地，既奢侈又朴素的理想。他们的务农经验不应随着土地租约的到期而一举作废。他们过去多年从实践中累积的知识，正可弥补书本上的不足，尤其是他们不随波逐流的理想，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更像是一股清流。
农业科技结合了植物学、供应链管理、工程学等专业知识。因此，提高国人对本地农业产品的认识和信任，是推动科技农业所需的基本动力。
这两家农场的主人有着一些特点。
面对科技农业时代的到来，守护农耕土地事实上是在为一个日渐远去的旧时代送行。
他们对土地、森林的热爱，很难叫一般为金钱而汲汲营营的人所认同。他们守护农耕土地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几家农业科技公司创业者都是年轻人，这个领域将继续给年轻人提供创业和“走出去”的机会。如侧重培植高价值菌类的Grower Agritech，几年前开始在泰国清迈设立研发中心和垂直农场，专门培植虫草花，同时也进行松露培植研究。
翁丽珠当过分析化学师、教师，打理过家族生意，在自然学会当过15年的志工。丈夫曾是金融顾问，两人的背景跟农业无关，却都中途转业，不惜投资70万元，在农地开了夫妻档。
想当初，政府让林厝港一带保留一些有期限的农业土地，本来就预示着它们只是本地农业的最后守护者，宝贵土地让位给更有经济价值的产业或是军事用途的日子迟早要到来。两家土耕农场主也许一开始便有心理准备，该来的日子总要到来，它们能够坚守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们对一个时代的贡献，非经济上的数据所能反映出来。
该地段将转为军事用途之后，她仍希望土地仍能以“食物森林”的形式保留下去，“成为自然环保和永续发展的资源中心，为公众和学生提供一个大自然的教室，强化人们与大自然的连接。”
萤火虫的当家，71岁的蔡建静原来是中医，1981年从新加坡中华医院毕业后，为存钱开中药行，而在1985年在万礼开了蔬菜农场。从此行医、耕田，两种不同工作，主业、副业分不清。最后他还是在农场找到更大的满足感，成了全职农夫。这也许是跟他出身农家子弟，从小跟父亲种菜有关。
42岁的长子蔡念昆自理工学院毕业不久就在农场工作。
今日社会上多一些傻瓜，少一些聪明人，不是坏事。
冠病疫情的暴发更突显开发食品来源的迫切性，但这并不表示我国的农业已完全没有戏可唱；相反的，我们这个城市化的岛国也可以自己生产一些蔬果，甚至是温带的产品。政府曾经拨款6000万元设立农业食品业转型基金，支持业者采用科技推动转型，提高生产能力，加强我国粮食的保障，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40岁的女儿蔡晓熹大学主修生物科学，曾经在戏剧界14年，担任过十指帮剧团的经理。
多年的经营，全家精力的投入，迎来的是“全家失业”的局面。也许很多人无法理解，蔡家当初为何会“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未来希望寄托在一个违背经济效益的行业中。是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还是因为他们身体里都流着土地的血液？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1980年代的新加坡农业就像是落日前的余晖，农业的收入不错，主要可能是新加坡迅速城市化，务农成了一个没有激烈竞争的行业。难得的是，蔡建静的务农获得家庭成员的支持。
再过两个星期，本地两家有机土耕农场终于要向时代告别。它们在有限的岁月里，给这个寸土如金的小岛国注入另一类生命力，让土地发挥它原始的本色，为本地的粮食生产尽一份微薄力量。
35岁的最小儿子蔡佑钊也辞掉工程师的工作，放弃在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2017年开始在珍珠大厦底层开设招牌“擂茶树”素食档口，售卖自家农产品制成的擂茶饭。
他们不计收获的付出，是任何聪明人所难以理解的；他们对土地、森林的热爱，很难叫一般为金钱而汲汲营营的人所认同。他们守护农耕土地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文化界、艺术界和音乐界也不时出现一些择善而固执，为理想奋斗而无悔的人。
新加坡有一种坚持叫守护农地，有一种傻瓜叫职业农夫。
绿圈生态农场的创办人翁丽珠从1999年，与丈夫一起打造面积约2.2公顷的“食物森林”。他们满怀朴素的愿景，模拟天然森林的系统和功能，以自然方式耕种树木、蔬果和药草。
《联合早报》7月10日周刊上的“专题故事”，以萤火虫健康蔬菜农场和绿圈生态农场的奋斗故事，带出了新一代城市农夫的感叹。它们的经营者都具有高度的诚意，希望给本地人生产健康指数高，更多样化的蔬菜瓜果，并提高人们对有机食品的认识，也唤起人们对土地的热爱。
一边在“森林”里劳动也兼当导览，翁丽珠显然是很享受自己的农耕生活。“绿圈”里种植了120种可食植物，还有其他不可食的品种。对于现在政府积极推动科技农业，翁丽珠认为，如果把耗电量、设备成本算进去，自然农耕可能更具效益。
政府现行一套确保我国食品供应链的策略，来源多元化是核心，重点在于科技，以科技推动本地农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