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自觉性和勇气跟年轻人的环境有莫大关系。试想，一个羞涩且被同学排挤的初中生，会有勇气去抵抗老师和同窗在群体压力下，贴在自己身上的“不合群”标签吗？答案是否定的。自觉性在精神病患者眼里，也不是我们相信的一味遵从社会规则（social conformity），而是比较抽象并体现内心和社交环境抗争中的一种领悟。
其次，恢复力这个名词已经被过度使用，并导致一般民众和参与心理卫生的工作者，忽略了恢复力也有阴暗面。梁博士就表示，恢复力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人愿意寻求帮助，来重拾自我的自觉和勇气。乍看之下，梁博士的理解很合理，并包含积极正面的含义。但是，许多心理学家近年来都开始重新审视，恢复力是否还暗藏一些负面的意思。例如，重拾自我，可能包含了大家对一个人回到最初状态的过度期待，并忽略了痛苦的经历必定会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不但无形中造成更多心理压力，也将“还原”而不是“适应”，视为年轻人是否得到大家认同和谅解的不切实际目标。
杨小姐的例子并不是特例，而是很多精神病患者内心的写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与抑郁症的搏斗。丘吉尔曾把自己的抑郁症比喻成一只黑狗，并说过名言：“我心中的抑郁就像一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着我不放。”他为了控制心中的黑狗，便全身心投入工作和写作，丝毫不给黑狗机会跑出来影响到身边的人。虽然丘吉尔的抑郁症伴随他一生，每到冬天都会更加严重，但他的成就有目共睹。他不但是唯一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首相，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面临德国入侵的危急时刻，为人民带来希望和最终的胜利。
（作者是医生兼临床心理学研究者）
对于这些讨论，我觉得每个观点都有可取的地方，并且充分体现了不同利益群体和心理卫生工作者的视点。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视点是否掩盖了年轻人心理健康的一些核心问题？林先生就把恢复力形容成一种符合各种情况的能力，却忽略了恢复力是根据情况而定的（context-specificity）。例如，一个遇到感情挫败的年轻人，在短时间或许可以调整心情，但是一个经历丧偶悲伤（grief）的年轻人，可能会需要更多时间和适当的心理辅导来处理情绪。我们并不能单独用时间或心理治疗的需求，来断定一个人的恢复力。
对于有心理问题的年轻人或精神病患者来说，过度重视恢复力，很容易让大家忽视每个人在逆境挣扎中领悟出来的生存之道。与其把问题放在他们身上，我们不妨尝试了解他们心中的野兽与黑狗，从而营造一个友善包容的社会环境。
《联合早报》交流站栏目日前就刊登了一名躁郁症患者杨琍萍的心声。杨小姐把自己的病症形象化，并且比喻成一头野兽。她心中的野兽会伤害别人，但更多的是造成自我伤害的行为。从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神病患者很多时候会选择远离其他人。因为他们意识到一般大众很难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有时还会恶言恶语。这不等于缺乏恢复力，反而体现了许多精神病患者比一般人还高的自觉性。
所谓的野兽，或许可以理解成逆境中为了寻求“平衡“的假想敌。正如杨小姐所说，因为她伤害了自己，别人才不会伤害她。虽然这样的行为看似极端，但杨小姐也非常清楚如何与躁郁症共存，也意识到辅导的好处。这跟媒体和大众描述精神病患的那种思想和行为错乱无章的形象，截然不同。
近日，年轻人心理健康的课题在《海峡时报》论坛版受到热烈讨论。其中一名林姓心理学家（Mr.Lim Chong Leong）对年轻人脆弱的心理素质感到担忧，并主张国人应练就良好的恢复力（resilience），不能过度依赖辅导等心理治疗来解决生活中的不如意。虽然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有大学生和资深的心理辅导专业梁博士（Dr.Jessica Leong）对于该心理学家的看法表示担忧。他们觉得年轻人“不堪一击”的描绘过于草率，也容易让需要辅导的年轻人受到歧视。此外，恢复力也被曲解成“不容许失败”，而不是更富包容性的“失败后的自我调节和良好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