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虽是无形，不能吃不能穿，但这种特定区域内共同精神成就的深度与广度，及群体所共同依恃的价值观与人生崇高理想，不但可以形塑本国的家国情怀与共同文化情感，更可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提升普罗大众的整体灵性。抽象的文化，可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国民的精神自豪感，并增强人际与族群间的纽带，改善微观个人内心与宏观群体意识。
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动荡与书画的大量外流，也客观成就了这些收藏家守护华人文化血脉的特殊因缘。对刘抗、陈宗瑞等本地杰出画家画作的收藏，更体现新加坡艺术的独特个性。这些本土画家，往往会利用传统中国画法或者西洋画法，来表达本地的生活与历史，作品中浓郁的地方特色，更是以艺术形式展现本地20世纪沧桑巨变的最佳演绎。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这就是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给个人带来的无形提升，也是新加坡众多美术馆、博物馆、中西乐团等存在的终极意义。它们不仅提升了新加坡的整体文化品位，也有助于民众的道德与文化养成。如果说这些得从宏观与政府层面来加以改善，则个人文化品味的培养与提升，不但更为重要，且可为国家层面的文化建设提供源泉。
除了与其他本地侨领一样热衷公益外，杨启霖更为突出的是在文教方面的贡献。他对本地戏剧的持久赞助，是这种地方文化得以赓续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数量庞大且有品味的书画收藏，更成就了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艺术宝库之一。前此我与中国专攻绘画收藏的几位著名教授，一说起杨氏袖海楼珍藏，他们都肯定这批搜集品可谓本地的一张文化名片。
7月30日我有幸参加了南大华裔馆等机构举办的“潮海砥柱：杨启霖事迹研究”学术论坛。杨氏乃本地潮裔著名侨领、慈善家与收藏家，他一生见证从早年落番白手起家，在残酷的日本占领时期艰难求存，在战后创业，并与独立建国的新加坡一起抓住机遇，在短短一代中积累了巨大财富的过程。
新加坡众多美术馆、博物馆、中西乐团等存在的终极意义，不仅是提升整体文化品位，也有助于民众的道德与文化养成。个人文化品味的培养与提升，可为国家层面的文化建设提供源泉。杨启霖的袖海楼珍藏，特别能够反映新加坡20世纪的巨大社会变迁。
20世纪本地收藏家中较为重要者，除杨启霖外，另有以胡椒致富的“香雪庄主”陈之初。他收藏数量极大，仅海派大师任伯年之作就有数量逾百。另外一位则是后来定居香港的“虚白斋主”刘作筹，他也收藏了明清以来上千件名家之作。这三位新加坡收藏大家都是潮安籍，雅好书画看来也是潮州乡风濡染之故。
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在任官委议员时，曾就如何推动本地艺术发展在国会作过专题发言，坊间在报道时，将其题改为新加坡“该如何走出‘艺术沙漠’？”不过，何先生从未如此提过，且新加坡亦非文化与艺术沙漠，看看国家美术馆与袖海楼中的公私收藏，再听听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答案自然呈现。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新加坡先民南来多为挣扎求存，先赚钱就成了最朴素的诉求。教育与文化则须要有大量的前期物质铺垫，这对于建国方半世纪的新加坡，有点求之过甚。因此与香港类似，新加坡务实、重商、重效率的整体风气，虽然勤勉耐劳，终究易落下没文化的口实。再加上本地因族群政治环境之故，又造成语言文化政策上的反复，一方面既有的母语文化根基在不断流失，新的共同民族文化仍在慢慢形成，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其中，杨启霖的袖海楼珍藏，特别能够反映新加坡20世纪的巨大社会变迁。他本人的发家史，乃是大时代中整个东亚社会前所未有大变革的微观缩影。这些新加坡雅士的收藏，一方面秉承了近世华人书画收藏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上世纪初，大量海派画家南下的史实。
“文化沙漠”及意义相近的贬义词，往往被附加到不少新兴文明与地区之上。像罗马帝国就曾被希腊文明贬低；中国在先秦时期，除了黄河腹地外，其他地域也都被视为蛮夷戎狄。至近代，美国常被旧大陆以“无文化积淀”讥讽，因此香港与新加坡被人加上这些标签就很自然。毕竟香港给人的印象无非就是购物天堂、电影、歌星；而新加坡给人的印象也只是新式英语、七月歌台、小贩中心文化等等。人们对文化沙漠的定义，多以某地是否有“精英文化”为准，新加坡被人贬为文化沙漠也就事出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