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盟战略自主的不顺利和不成功有很多不同解读，例如美国阻挠论，欧盟成员国对法国的大国野心怀疑论，以及今年发生的俄乌战争破坏论等等。笔者今年早些时候开始来到德国访学，也走访不少欧盟国家，深刻认识到欧盟要实现战略自主，并非军事装备或者科学技术等器物方面实现对美自主，而是要首先解决在战略思维上实现对美“知识自主”的问题。否则，欧盟的战略自主将永远是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和口号。
尽管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格局下，西欧国家作为美国盟友选边站，但在国内治理模式上和对外关系的具体方式上，仍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空间。例如，像前西德那样的西欧国家在国内政治中，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普遍存在，这为建立利润和福利并进的资本主义模式提供了政党基础，这与美国模式不同。在对外关系上，前西德也通过“马克外交”和“社会外交”等方式，积极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冷战铁幕那一边的国家，进行接触和交流。
2016年对欧洲来说是重要年份，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对欧盟产生了巨大冲击。欧洲国家内部怀疑自由主义秩序的声音逐渐出现，要求改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呼声很大。冠病疫情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知识上依附美国模式的风险，也引发欧洲社会内部的知识反思。
尽管有新的话语体系包装，但实际上欧洲在知识上接受了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只不过从所谓的规范、道义的角度去诠释为什么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具有普适性，来显示出欧洲特色。这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搭车，而不是知识创新，更不是知识自主。
欧洲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提出来大约10年了，欧盟的各种文件也多有提及，法国可以说是最积极的主张者。尽管欧洲战略自主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提出欧洲主权的概念，并且列出六个关键领域，包括防务、难民、地中海与非洲、生态转型、数码技术以及产业，加上金融，但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即欧洲从美国获得战略自主的问题。今年10月初，在法国的推动下，首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但会期仅一天，也没有发表声明。一位知名法国学者甚至提出欧盟的战略自主已经脑死亡。
在欧洲看来，美国战胜冷战犹如二战胜利一样具有冲击力。美国在冷战后的互联网经济和金融繁荣，让欧洲开始怀疑自己的模式。德国人自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硅谷”，变得超级自信的美国人也开始批评欧洲的经济社会模式。由于接受了美国战胜冷战的认知，同时欧洲被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带来的“繁荣”所吸引，在国际问题上，冷战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和平论，则成为美国带领欧洲民主盟友捍卫世界和平的思想基础。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可以说欧洲已经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实现了对美战略思维的知识“皈依”。
欧元区危机、叙利亚难民危机，让欧洲一方面要维护后现代的规范性力量，另一方面在面对现实之间处于困境。欧元区危机让新经济主义的国内秩序受到极大挑战，中产阶级的萎缩、失业率上升、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劳动力成本提高，欧洲国家中底层人群原来被廉价进口商品所掩盖的虚假富裕的幻觉破灭。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生活和福利不断缩水，政府还在慷慨地为外国难民买单。欧洲国家面临如何在知识上和理论上，让已经被供奉为类似于宗教信念的后现代规范，与社会中还有大量人群的实际需要之间，进行融合。然而，执政精英已经习惯规范性的话语体系，而且依靠这些话语体系上台执政；换言之，他们是美国历史终结论的既得利益者。这就让思想的改革开放变得异常困难。
集中反映这种思维的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人类已经解决以什么形式组织自己的最高形态，历史已经终结，自然也就拒绝其他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从国内秩序来讲，随着传统工人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皈依”了美国版本的自由主义秩序逻辑，知识上完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造后，国家政治已经变成规范和概念的争论场所。社民党仍然存在，但欧洲国家也开始认为工人阶级没有了，因为全民富裕已经实现。从国际秩序来讲，冷战后欧盟也日益朝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角度看待国际关系。
在战略知识上对美“皈依”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状况发展不理想，以至于保罗肯尼迪出版的《大国的兴衰》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衰落敲响警钟。与此相对照的是西欧以及日本的“1亿人总中流”的超大中产阶级为特征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对此，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希望能渡过难关。然而，柏林墙的突然倒塌以及苏联的解体，让美国突然感到自己是“冷战的胜利者”，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开始认为，正是因为美国为榜样的国内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以及美国主导的西方的国际上的自由秩序战胜了苏联。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组织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形式，美国当然也有使命带领民主国家去扩大自由世界。
2016年对欧洲来说是重要年份，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对欧盟以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榜样的知识“皈依”，产生了巨大冲击。欧洲国家内部怀疑自由主义秩序的声音逐渐出现，要求改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呼声很大。冠病疫情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知识上依附美国模式的风险，也引发欧洲社会内部的知识反思。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这实际上是以欧盟作为美国盟友，同样是冷战胜利者的自我认知的优越感出发。但是，以依附于美国的形象出现，总是让人不舒服，因此欧盟需要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展示与美国的不同。欧盟开始了自己的“知识创造”，为了和美国以军事超级大国区别，欧盟提出了“规范力量大国”（Normatic Power）的话语体系，即欧盟的多样性、包容性、后现代性为特征的人权和民主的规范性力量，似乎是欧盟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和知识上的立足之本。
然而这些反思目前看来还不足以反映到政治和政策层面上，一方面是执政阶层已内化这些逻辑，另一方面类似乌克兰战争及中美新冷战，欧盟受到两种压力，一个是美国的政治和道义压力，另一个是欧盟内部例如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和道义压力。
欧洲的战略自主不成功不顺利的最大原因，是知识自主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对华关系的不断摇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旦出现外部危机的冲击，战略自主的热情立即被战略恐慌所取代，原来的“美国中心思维”模式立即复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欧洲的知识觉醒已经出现。历史进程是曲折和缓慢的，历史上创造了那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欧洲，知识自主最终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