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尽力回想，中间设法按自己的理解缝补一些缀饰。

这是不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当时在办公室里的两个人，说故事的和听故事的，应该都分享了相同的心情。但是长江黄河的水不会倒流，发生过的，因为后来没人再提起，也就仿佛都没有发生过；至于还没发生的，归类为乡野传说，也不算离谱。

他曾被外界称为中南海智囊，提起江在六四之后进京接大位的处境，从战战兢兢开始，继而与幕僚思忖如何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回应社会诉求，展开政治体制的改革。

记录一件听来的事。虽然10年过去了，但随着江泽民离去，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也已老迈，在我记忆更模糊之前，就当是乡野传说留下来无妨。既然涉及江泽民，怎么用“乡野传说”来比喻呢？因为这事终究没有发生，所以无论是用小说或历史记录的角度来看，它与真的发生后比起来，都近乎虚构或者传奇。但它值得记录下来，因为我相信。

六四后体制内部即盛传邓小平有过“杀人换稳定”的说法，后来解密的一些英美外交档案也间接证实，海外长期有各种研究解读，真相如何仍无从考证。但邓小平后来没有因此惧怕或断了改革开放的想法，特别是必须透过经济改革，才能为政权续命的思路，因而有了南巡讲话，逼迫江泽民不得向保守派靠拢。

赵紫阳的构想基础是帮助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体制朝建设体制转变，逐步奠定长治久安的民主化制度根基。这个构想得到邓小平一定程度的支持，并且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获得通过。邓小平自己在1986年也说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话。当时的风向是历经文革，党内开明或务实派也相信政治体制非改不可。赵紫阳也是顺应这股风，但显然，他与邓心目中的政治改革有不小落差。

很难想象这没有得到邓小平支持。江泽民和幕僚的想法是在研究出一个成果时，提报告给邓小平，再继续讨论。故事到这里，就在研究告一段落时，1995年5月，华盛顿在压力下批准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李登辉在演讲中，公开用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名称。

这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改革开放启动后到十三大的几年间，中国经济取得飞跃成长，增强了老一辈统治者的信心，邓小平也愿意支持开明派。此外，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展开如火如荼的政治改革，一时成为国际焦点，也给中共内部形成压力。民间更是一片天朗气清，让80年代充满活泼朝气。但一切都在六四事件后逆转。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事情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做出来了，江泽民可能视为自己一生的巨大成就之一。但它终究无疾而终，可以想见，他并不为此遗憾。

他后来出访各国所展现的形象，让世人惊艳，被视为最接近现代民主国家气质的中国领袖，也让不少人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寄予厚望。有人将他的表现，归因于他大学时代落在自由开放的民国时期，又是华洋杂处的长江三角洲，少时养成奔放自由的心灵，在登上最高峰后无须再压抑。

有价值的评价不会单纯对人物做出“正邪善恶”或“好人坏人”的所谓结论，而是把当事人所做的事尽可能完整陈列，陈述前因后果，读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伦理价值尺度做出判断。

绝大多数人不会知道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的心湖脑海，曾经有过怎样的风景。就像一个旅人，在一片未知的路途上，有人告知他前方向右有个美丽山水的村庄，值得一游，他却因为种种原因和顾虑，走向左边的丛林。也许他想的是，村庄再好也是人家说的，没去过，也就谈不上什么美丽，更没有遗憾。

至于政改研究和方案、说辞，从此就留在抽屉里，再也没有时机拿出来了。

我相信是因为讲这事的人当时是很慎重的。在10年前的一次大概两小时的访问后，忘了是针对什么问题，忽然话锋一转，要我按停录音机，开始讲述这件事。

延续80年代各种政治改革研讨的做法，江泽民在90年代初期也派出智囊团到日本和西方国家，积极研究议会民主制度，包括政党政治，特别是研究德国的左翼政党。说故事的人就参与了整个行动。

大时代里的政治主角往往具有复杂的多面性。他可能内心曾有过自由开放的体制想象，但现实是越不过的高墙，于是回头专心在墙内建构让自己最舒服的环境——譬如专注于经济上的闷声发大财——然后偶尔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经意流露一点少时的想法。《亚洲周刊》前资深特派员王健民，最近一期写了江泽民与人相处的不少细节。那种不介意表露真性情的性格，就不是一般共产党高官所有。当然，后来对待法轮功的残酷，则是他的另一面，至于内情如何，或许也会与政改一样说不清楚。

北京原本不预期白宫会同意李登辉落地。这是在与美国断交之后，中华民国总统第一次踏足美国。北京方面担心骨牌效应，反应极大，召回驻美大使，中止一切与台湾的沟通，展开多次军事演习。

这并非他们妙想天开。早在1980年代，赵紫阳等开明派已经尝试有限度推动政治改革。邓小平在文革后重掌大权，着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打开国门，并没有一开始就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评价历史人物之不易，除了要排除情感因素，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把握完整的历史事迹。史家常随着新证据的出现，修正对人物的观点。因此有价值的评价不会单纯对人物做出“正邪善恶”或“好人坏人”的所谓结论，而是把当事人所做的事尽可能完整陈列，陈述前因后果，读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伦理价值尺度做出判断。这其实也就反映出绝大多数人具备一定的普世价值，当所有人都掌握完整真相时，做了好事和坏事的人，是非曲直、道德判断，大体上也就逃不过公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