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很多事务的批判分析也不一定都要经过学校教育，一般性事务其实离不开人的常识与逻辑。就像很多政策，政府在解释的过程中，仔细了解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与常识性规律，这大概是很多人在了解之后能接受（未必满意）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政策或措施被认为不合理，但那或许涉及更复杂的政策背景，非本文题旨。
本地社会舆论场平日大课题极少，这从一方面来说不是坏事，意味着国家社会没太多让老百姓烦心冒火的事，主要多是长青的民生、各种费用、小孩教育等等话题，华社则还有语文问题容易引发议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民众生活安逸，也意味着在很多国家容易爆发口水战的某些政治性、法律性甚至社会性议题，在本地市场不大。很多人在工作与生活之外，不太关心或没有太大意见，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对政府的信任，相信政府不会做坏事，或至少意味着，那些议题都没有大到或坏到人们必须抛下工作与生活去追问的地步。
政府不会做坏事或不敢做坏事，当然与我们民主制度中大致有效的制衡机制有关，它抵消或对冲了人性中想做坏事的恶的一面。不过，经过几代人无大事可忧可辩，民众对国家事务所该具备的思考能力，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倒是值得今天的国人深思。
这种涉及公共事务的论辩能否具备好的品质，因而关系重大；而好的品质必须建基于国民整体在知识水平、思辨能力与道德上是否充分准备。“听政府的话、跟着政府走”或许在一时一地是对的，但绝非长久的正确选项；被政府和政客出卖的国家与人民并不少见。
品质好的艺术批评和公共讨论来自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它无关人际是非，却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素养，扩大思维空间。
这样的思辨和论辩能力，对个人或社会来说都不可或缺。在越来越复杂的时局中，从社会到邻里，有更多大小事务经常具备多面性，不是非黑即白那么清晰，而是带有不同程度的灰色。当人们必须去面对时，如何把握问题的核心，做出正确决定或者判断，很可能不是凭直觉或常识就够用的。
延伸阅读
一般相信，随着年轻世代教育程度普遍比上一两代都高，应该更具备思考能力。然而我们说的是对复杂课题辨析论理的能力。这不单单是知识的积累，更需要逻辑分析与批判思维能力。这方面必须从小训练，而这是我们近年来的教育才比较鼓励的。
因为一幅红头巾壁画，本地舆论圈最近又热闹起来。有别于此前牛车水灯饰创作等等争论，这次的议论在华文和英文圈都很热闹，而正反两方的看法在两种语文的媒体中都有，真是公平。
品质好的艺术批评和公共讨论来自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它无关人际是非，却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素养，扩大思维空间。在本地，或许更不可缺少的是勇气，因为圈子小，人际互动更频密。但这种锁定课题核心，层层抽丝剥茧，以逻辑归纳问题，以见解分析事理的能力，一定要培养起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们需要在多重敏感交错的灰色状态中，为自己分析出一条更值得走的路，而不单只是一面墙上的女子。
红头巾壁画事件的热闹，因而是一个对社会不错的教育机会。
本地向来缺乏艺术批评教育，特别是公众教育。艺术批评同文学批评一样，不靠本能的情绪反应，而是需要大量知识乃至学理为基础的智力活动；最最起码，它必须具备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从描述作品本身、分析作品细节等等，到诠释创作与提出自己的评价，目标都是以作品为主，告诉观看者哪里好哪里不好，评论者所持理由是什么。对观看者来说，批评者本身的批评也有待检视，但回应同样需要基础知识与涵养。只有在这样来回互动的过程中，社会才能相互学习并且共同提升鉴赏能力。
但是好的批评一定是聚焦作品，而不是创作者，更不是创作者的其他属性——包括个人背景和生活经验等等。后者理由极清楚：因为经验是可以通过学习弥补的，否则就没有活人可以画或写天堂与地狱的故事；至于因个人背景或条件而加以否定，说严重点是一种近乎法西斯的潜意识心理，就像过去人们基于种族、性别、阶级、教育、家庭等等，认为某些人就是不该做或做不好某些事一样。这种对“他者”具备敌意的潜意识偏见，其实是人性无从否定也无从改变的本能，但良好的教育可以让人懂得压制它，甚至加以升华为较有修养的气质，从而不浮现出来作为理性讨论的武器。
历史上有太多例子，普通人面对大时代的抉择，哪怕攸关性命，只因为信息或推理能力不足，或基于成见和想象，而做出错误决定，贻误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国家领袖更可能基于个人的主观意识和认知偏差，耽误了国家。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历史上好的艺术品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严峻审视，有些是时代的原因（后世解读为太前卫），有些是人际圈子的理由，总之不遭人妒是庸才，这话大体不谬。
然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批评是基于人云亦云，甚至从市区重建局最早公开的“某个”批评者所说的“像妓女”这种极度主观的谩骂中，就否定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