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确一直要求日本提高防卫开支，但也要看到，此次日本的防卫开支增加背后，有希望对美实现更大自主性的意愿。日本以现有美国装备为主的导弹迎击体系，不足以对应本地区安保环境为由，提出要获得能够打击对方导弹发射设施的反击能力，来获得威慑力。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改变战后安保体制中，进攻力量靠美国的“矛”，防卫力量靠日本的“盾”的分工。这个突破被期待会给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自主和平等。

公明党立场改变

岸田在记者会上提及2015年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在理论面和法律面上实现了转变；此次则是从实践面推进，强调连续性和传承性。换言之，上述两大防卫政策重大突破，也是岸田内阁对安倍派和保守政治力量的一次安心信号。

日本对华的战略认知趋向负面，呈现出逐层加码的趋势吗？从日本角度来说，对华认知负面性不断增加，是因为中国对外姿态咄咄逼人的结果，这一点在此次安全战略文件中也着墨不少。还有一些分析认为，是因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升级，让日本的对华认知和战略构成巨大压力，即美国战略压力论。但笔者认为，日本对华认知负面化的层层加码，主要是以下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即自民党内逻辑、日本国内政治逻辑，以及日美关系逻辑。

去年10月，拜登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华认知，是“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但也提及不希望新冷战。换言之，日本在对华认知上，似乎有引领美国甚至西方国家的势头。

首先是自民党党内逻辑，即对华战略认知和安保防卫政策变化，成为重塑自民党内向心力的重要平台。此次讨论更新三份文件有两个焦点问题，第一是增加防卫开支问题，第二是是否保有反击敌方导弹发射设施的能力问题。这也都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所主张的内容。对增加防卫开支，他主张通过发行国债，这与安倍经济学强调大胆宽松货币政策的想法一致。然而安倍去世后，作为党内最大派别的安倍派群龙无首，对安倍派内部的主要接班人来说，继承安倍遗志是获得支持的基本条件，任何可能会被认为是立场后退的做法，在派阀政治内部来说都是危险的。对首相岸田文雄而言，岸田派仅为党内第四大派别，从执政一开始，就须依靠安倍派的支持维系。因此继承安倍遗志，对于安倍去世后团结安倍派大多数的重要性没有变化。

公明党对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提出异议，则被指责为妨碍防卫产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公明党最终同意新版安全战略的对华认知，即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即使这样，公明党还是被贴上亲中、在国家安全上不负责任的标签。对公明党来说，今后将继续面对或日益与自民党趋同以致被同化，或被污名化以致在执政联盟中被边缘化的困境。国内政治的动态，也让对华认知负面化层层加码成为单向道。

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看上去是日中两国之间的事情，但这主要是表象。自民党内秩序的重建、日本国内政治以及日美同盟关系重组的三重逻辑的复杂互动，则是更加根本性的动因。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日本在去年底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有关国家安全的文件。其中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于中国的表述，从2013年文件中的“担忧”提升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自民党在去年4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建议草案中，写入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威胁。据报道，由于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反对，最终没有用上“威胁”两字。但是在具体制定防卫目标和方式的文件《国家防卫战略》中写入。

与此同时，日本扩大和美国同盟国家的防卫合作，希望能在更大的准同盟网络中，获得与美国的对等关系和自主空间。例如日本近期与英国、意大利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斗机。这对高尖端装备一直依靠美国的日本来说，同样是一个突破。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须要日本分担更大的政治、经济和防卫成本，以帮助美国维护其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日本的自主程度发展，保持可控范围。因此美国不断强调一体化威慑力，这实际上就是让自卫队和美军在指挥系统、装备技术、人员培训等各方面更加统合，只有越是一体化，才有利于美国管理同盟体系。这些日美之间的自主和管控的博弈动态的发展，也在推动日本对华认知负面性层层加码。

早在前年，日本一些政治家就已高调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三个有事说”，实际上是将台湾问题、日本以及日美同盟直接捆绑的逻辑。自民党在去年4月的建议书中，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将日本定位为新冷战的最前沿，这些都是在美国拜登政府发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之前。

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看上去是日中两国之间的事情，但这主要是表象。自民党内秩序的重建、日本国内政治以及日美同盟关系重组的三重逻辑的复杂互动，则是更加根本性的动因。

与此同时，仅有传承性无法树立首相权威，在增加防卫开支的传承性基础上，岸田提出增税方案，理由是大量政府债务会造成国家财政负担恶化。自民党内安倍派议员甚至内阁两位部长都公开反对，但岸田不为所动。这体现了岸田通过经济政策上用“新资本主义”来和“安倍经济学”相区别，一方面可以体现领导力，另一方面如果做成了，也是对安倍派挑战首相权威的一次“立威”行动。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日进行对话就没有意义。中日关系中的安保问题是一个新课题。如果不沟通，上述三个逻辑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这对中国和中日关系都是不利的。中日领导人近期在曼谷会谈，并就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展示坚持对话沟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无论是增税还是发国债，都须要以安全环境恶化、中国威胁增加、台湾有事紧迫作为前提理由，而且一旦将中国负面定位提高后，就不会有反对声音，每次都是在新的高位上不断提升。因此对华认知负面性在党内政治动能的演进中层层加码，也就不断出现。

第二是日本国内政治逻辑。公明党一直在执政联盟中对自民党保守主义倾向起刹车作用，例如对进攻性军力持谨慎态度，在2015年解禁集体自卫权时，也提出很多限制条件。但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公明党对防卫力量强化的立场与自民党趋同，对反击能力也没有要求过多的限制和条件要求。对于中国认知问题，公明党反对自民党的威胁定位。但是这被一些人批评为会对强化日美同盟构成障碍，为了和中国保持关系，牺牲日本国家安全。

第三是日美同盟逻辑。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和遏制中国政策的不断升级，诚然对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以“美国对日战略压力论”解释日本对华负面认知的层层加码，似乎没有说服力，而是日本主动选择的倾向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