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人会不无贬义地称呼星云法师为“政治和尚”,这就像当年对太虚大师的评价一样。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的意义,自然远非前民主时代的民众所能理解。在我最近几年查阅解密档案的发现中,就有太虚大师当年多次参加政党活动的记录,并且曾有组党这一极为前卫的想法。可以说,星云法师对于政治的积极参与,不但是对人间佛教经世济民的继承,更代表了佛教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此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某著名佛教学者特地通过内参,向中国领导层反映星云法师的政治立场,加上当时中国处于国际关系的困难时期,才最终做出通过星云法师等佛教力量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决策。其中,2002年由佛光山牵头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到台湾巡礼之事,更将两岸的关系推到一个全新高度,这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公共外交的典范。星云法师在199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内,确实为推动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和平发展,做出了不太为人所知的重大贡献。
所有这些,都在星云法师那里获得了继承。随着台湾解严后的自由传教契机,台湾的佛教四大山头齐头并进,其中佛光山系统更是高歌猛进,让汉传佛教迸发了全新生机。其层级化、组织化的新型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汉传佛教发展的重要趋势,形成传统中国佛教完全没有的一种教派管理特点。这对于未来汉传佛教的影响将会极大。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民国时期汉传佛教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是士绅阶层与地方官僚以办学的名义,肆意侵夺寺产;另一方面是来自外国的基督教、日本佛教等在中国大行其道。本土新派知识分子,更将汉传佛教直接当成是应该抛弃的历史糟粕。在这种情况下,太虚大师一方面扬弃日本佛教不守传统戒律之弊,但学习其制度管理与学术化研究;一方面又向基督教学习传播方式,及对于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
星云法师也代表了老一代由中国大陆移居台湾的僧人的集体命运,从中反映了台海两岸政治风云的变幻。
在台湾的佛教四大山头之中,其中三座都是1949年由大陆迁台僧人所创建,唯一由台湾本土尼僧创建的山头——慈济教团,创始人证严上人是来自大陆的印顺导师的传人。可以说,老一辈台湾汉传佛教的主流,都有相当浓烈的大中华色彩。这其中蓝营背景最深,且公开发声最多的,就是星云法师。
在星云法师的弘法之旅中,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汉传佛教的版图,最终让汉传佛教走进了五大洲,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宗教,完成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成功转型。星云法师也代表了老一代由中国大陆移居台湾的僧人的集体命运,从中反映了台海两岸政治风云的变幻。
主动适应时代潮流变革者
如今两岸关系今非昔比,随着中台山惟觉法师、法鼓山圣严法师与星云法师相继谢世,来自大陆的台湾佛教领袖渐渐退出了台湾宗教舞台,台湾佛教本土化的趋势将会日益明显。但无论如何,星云法师在漫长的修行与弘法生涯中所留下的深深烙印,都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今后东亚汉传佛教的版图与未来发展趋势。
星云法师更是一位弘传佛教的大师,他一直是勇于主动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者。
星云法师初到台湾时,因大陆背景而被当成“匪谍”下狱。此后,他避到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台湾南部发展,并借助政治解严后的契机大力弘传佛法。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他与很多老一辈僧人一样热烈拥抱故土,很快成了大陆官方的座上宾。但1989年后,因为他对逃美的诸多民运分子,尤其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的收容而被禁止入境。
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法师于元宵节之际安详离世,享寿97岁。他的圆寂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除了杰出的佛学造诣,他对于汉传佛教僧团制度的改革,对于佛教学术研究的大力支持,以及汉传佛教国际化的全力推动,都远远超出个人宗教修行的畛域。再加上他身上所反映的两岸政治情势,在过去百年中的风云变幻,以及他所代表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台湾老一辈僧侣的大中华情怀,都使他的舍世,呈现出远远超出个人生死、重要的宗教与社会意涵。
佛光山系统非常罕见地拥有多所大学。不仅在台湾有佛光大学、南华大学,还有澳大利亚的南天大学,与美国的西来大学,这还不包括佛光山本身的僧伽学院等。记得近20年前参观佛光系统的图书馆时,我就为所收藏书籍的专业与宏富而惊叹。
记得有一次,他曾对我们学者提到他在草创阶段的艰难,即使是在最困难时候,他也总能熟练地跟上时代潮流,利用不断变化的流行文化元素来弘法。在很大程度上,他为略显死板、落伍的传统汉传佛教注入了现代化的活力,无论是利用畅销书、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等。在他的弘法之旅中,可以看到汉传佛教其实是可以与时并进的宗教形式,完全可以做到吸引广大受现代教育与熏陶的年轻一代。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汉传佛教的版图,并且最终让汉传佛教走进了五大洲,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宗教,完成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成功转型。
星云法师本身更让人叹服的,是他对于僧团组织的全新建构。这一点与他对于民国时期最伟大的僧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理念的继承有关。
星云法师及整个佛光山系统极为重视佛教学术研究。作为一名佛教学者,我也曾多次亲近星云法师。他对于学者的由衷尊重,是来自他对于真理以及学术研究本身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