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真的无力购屋的少数社会最贫困群体，绝大部分人扪心自问，从两房式到公寓式组屋，从预购组屋到转售组屋，从非成熟组屋区到成熟市镇和热门地点，林林总总的选择中，肯定有自己买得起的组屋，问题就在于买得起的是不是自己心仪的。
事实是，月入超过5000元甚至更高的家庭，所选购的却不一定是非成熟区的四房式预购组屋。同一道国会答问也显示，上述四房式预购组屋买家的家庭月入中位数是4700元，看来和“负担得起”的最低客观标准不相上下。同样的，在同一年转售市场上的非成熟区四房式转售组屋，获津贴后的房价中位数为38万5000元，买得起的家庭月入最少要6417元，而真正的买家，家庭月入中位数也仅是稍高的6800元。以上两个例子显示，人们在评估自身负担能力时，往往以收入上限来做决定。这么做固然让个人能买到力所能及的最好组屋，但也意味着负担会更吃力。
这也是在衡量人民负担能力时最棘手的一环。政府以客观数据为依据，增加组屋供应，抑制组屋转售价因供不应求不断上涨，以及通过发放更多购屋津贴降低房价等，来确保组屋价格保持在人们合理的负担能力范围。但政府没法控制的，是人们以什么标准来评估房子是否买得起。
我三岁的儿子前阵子突然发烧，得知他的幼儿班有同学感染手足口症，又发现他的喉腔出现小红点，我心生不妙，赶紧带他去看儿科医生，果然被诊断患上手足口症。
之后，为防止病毒传播，儿子的幼儿园还要求患病儿童提呈完全康复的医生证明，才准许小孩回返学校。这回我心想，既然只是让医生检查康复程度，写个证明，也不用再看儿科医生，于是带了儿子去综合诊疗所。结果，账单真是天渊之别，诊费6元9角，外加两罐医生让我备不时之需的儿童退烧药，10元都不到。
（作者是《联合早报》助理总编辑）
另外一个公认的关键指标是房价收入比（Price to Income Ratio），也就是房价中位数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多少倍，一般不超过五倍，就意味着房价仍在可负担范围内。四房式组屋是本地最多人住的房型，根据国家发展部去年7月回答议员国会书面提问时所透露的信息，2021年出售的非成熟区四房式预购组屋价格中位数为33万8000元，享有津贴后是29万1000元。按此推算，买得起这类组屋的人，家庭年收入应至少有5万8200元，也就是每月最少4850元。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那一年本地就业居民家庭月入中位数为9520元，可想而知，以这样的收入去购买非成熟区的四房式预购组屋，肯定绰绰有余；甚至用每月偿债率不超过30%这另一种评估负担能力的方法计算，也会轻松过关。
私人儿科医生对比政府津贴的综合诊疗所超过10倍的收费差距，让我顿时最直观地感受到近期围绕组屋买不买得起的争议，归根结底还有个买什么的关键。就如小孩看病到底贵不贵，本地医药费究竟高不高，其实取决于看什么医生。
停一停
以2012年到2021年10年的数据做对比，新组屋售价的涨幅介于16%至22%，本地居民就业家庭收入中位数同期则增长了26%，收入增长仍然快过新组屋价格的涨幅。
说到底，不只是房价，任何东西买不买得起，终究得看我们要买的是什么。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审视自己的选择。
倘若人们对负担得起的追求超越自身客观条件，建立在主观的期待值上，只怕政府再多努力也是徒劳。就好比政府可以尽可能让非成熟区的新四房式组屋价格维持在一个月入5000元家庭供得起的水平，如果这个家庭始终只要成熟区的五房式组屋，那肯定会觉得买不起。
衣食住行的负担能力，是全民时时关心的课题，随时牵动着选民的投票倾向，因此自然是执政者心系关注的。其中，人生最大一笔开销不外就是购屋。政府对人们的组屋负担能力，有一套客观的衡量标准。在这段组屋价格议论沸沸扬扬期间，政府更是一再通过各种数据，力证组屋价格仍处于人们负担得起的水平，尤其是政府第一手出售、能够直接掌控的预购组屋定价。
第一次接触手足口症，我这才发现，原来这个由病毒引发的幼儿常见传染病并没什么特效药，儿科医生不外就是给退烧药和缓解鼻涕的伤风药，基本上只能让小朋友的身体用一周自行复原。然而，即便是看起来相当简单的断诊，医生诊费也要100元，加上退烧伤风药每罐10元、8元，外加消费税，就这样看个医生已要近150元。
倘若人们对负担得起的追求超越自身客观条件，建立在主观的期待值上，只怕政府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