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是人民币国际化。追求人民币国际化本是好事，但在黄金时代奋斗了八年，所有牌打完结算国际份额，也才占2.15%，和美日欧货币差得太远，上位成本太高！当今ChatGPT和晶片已成西方工业革命5.0的象征，而中国经济通缩，经济总量下降，资产贬值是大概率事件。两件事叠加，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比现在更好。
十一是银行暴利的黄金时代终结。过量印钞是双刃剑，直接造成汇率不确定，除了有利于投机，并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无人贷款，银行活不下去。强势货币供给、弱势实体需求，就是印钞经济惹的祸。
七是城市化和房地产红利不在。去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看起来不错，但却把没有城市户口的3亿农民工列为常住人口基数统计。农民工是城市游击队，工作到处流动。而今制造业萎缩，工厂关门倒闭，城市没有农民工的位子，这3亿农民工就要撒手走人。如此一来，城镇化率就注定暴跌。所以，中国城镇化本身就是伪命题。
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北上广深的房价是西部农村的150倍，是四五线城市的数十倍。中国制造现在大多是下游产品、低端产品，电动汽车落后于特斯拉。中国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除了机身、机翼、内部装潢等，大部分装置都是西方企业提供的。中国制造业丧失技术优势，不平衡不充分正在扩大。
中国经济已处于强弩之末。今年美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中国曾自认中华盛世，做起老大梦，现在又申辩不是发达国家。其实，所谓21世纪是中国世纪和2015年是中国纪元年，都是一个包括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当代精英的误判。中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论”，只是为斯蒂格利茨理论凑热闹的涂鸦。
十是房子贬值风险很高。中国资产绝大部分是房地产资产，本身就很奇葩。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却集中在人口、面积占绝对少数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分布非常不合理。麻烦的是中国一线城市都是外向型经济，随着中美脱钩和美国的再工业化，外贸订单锐减，底层收入锐减，高端人口撤离，财政急剧萎缩，公务员被迫减薪。无独有偶，北京上海人口出现负增长，其他则或负增长或放缓。产业、人口双重打压是不祥之兆。
二是高杠杆。中国高杠杆世界之最。印钞长期主导经济大跃进，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太大，银行的钱找不到出路。美国M2折合人民币150万亿元（约29万亿新元，下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二，M2却接近美国的两倍。中国GDP是120万亿元，360多万亿元债务，都压在房地产、基础设施、文旅经济，亏损项目多。银行贷给高铁、电网，多数是死钱。高杠杆解决不了。
九是国富民穷。老百姓缺乏消费能力是致命问题。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有钱，但中国老百姓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约13.28亿，占总人口的94.87%，月收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的仅有5%左右，比美国老百姓矮一大截。现在中国老百姓囊中羞涩没有消费能力，指望内循环几乎不可能。
国企没有创新能力，没有政府关照，绝无可能凭自己技术创新的本事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市场尊重。大而不强，这是中国外贸企业的宿命。以电动车为例，从无到有，做成可以和房地产匹敌的产业，但技术进步跟不上。所以打价格战，特拉斯依然盆满钵满，中国电动车就腥风血雨。
所谓城镇化引擎，就是多造房子、多卖房子、多赚土地钱。可惜，中国人就这点工资，搞了20来年，中国城镇化红利不仅耗尽，而且早就透支，而政府对同胞的杀鸡取卵后遗症，却至少要影响几代人。
所谓21世纪是中国世纪和2015年是中国纪元年，都是一个包括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当代精英的误判。历史从来没有仅凭任性的权力就可以不顾资源条件，无限扩张经济而成功的。
六是外贸补贴政策是一锤子买卖。今年1、2月份，作为制造业基地的杭州、南京、苏州、宁波订单锐减，降幅超过50%。中国外贸引擎向来靠政府踩油门，率领听命于政府指令的国有依赖型企业打冲锋。政府的看家本领就是用出口补贴和土地、税费等优惠政策激励国企做事。国企则凭借补贴和优惠政策，在国际市场以超低价，击垮质高价廉的资本主义私有公司。
八是大政府小社会增加管理成本。蒋时代中央、省、县三级政权，毛时代中央、省、市、地区、县乡五级政权，现在是中央、省、市、地区、县乡、街道、社区、里长八级政权。财政支出是个天文数字。6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困死地方政府，不愿再举债求发展了。养不起裁员，压缩公共开支，出台行政收费法规开源，割老百姓韭菜。城管在城市暴力执法还不够，现在又新增设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干涉农民的经营自主权。这与邓小平小政府大社会，放开搞活的做法南辕北辙。
当今，房地产已成扶不起的阿斗。外国人在减少，去年约有25%德国人在上海解封后撤离，在上海领事馆注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分别减少20%。上海已经面对商业信心下降和外国人才流失的危机。年轻人则不结婚、不生育，城市本土人口也在减少。新增人口只能来自农村，但农民工既无钱也没有城乡同权同利政策进城，更不要指望城市政府会安置进城落户的农民工作。一个古镇要10亿元左右投资，文旅经济全国投资上万亿元，千篇一律，几乎个个亏损。城市化已经做过了头，大量基础设施闲置严重。
国家发达无一不是深耕政治制度、基础研究，然后推动工业革命的结果。历史从来没有仅凭任性的权力就可以不顾资源条件，无限扩张经济而成功的。
上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杨小凯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有过一场发展道路的大辩论，林毅夫赢杨小凯的就是拿来主义。中国建成世界工厂后，以为工业革命就这么简单。自后，便炫耀以30年时间走完西方300年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模式。问题是技术革命是个永恒的制度竞争，中国拿到3.0技术难以更新，而西方则升级为4.0技术，甚至5.0技术。
而今，中美技术代差是两代了。地缘政治使脱钩显得政治正确，再工业化使美国生产成本低于中国，产业链重组将使中国现有产业空洞化。技术创新活力来自创新型社会，中国政府替代市场、加强控制，可以完成拿来主义，但不能完成创新性驱动的社会转型。所以，当时中国的3.0工业技术产品，而今沦为下游产品，科技与经济附加值不高的产品，容易转移产业链的低端产品。技术落后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
中国4月份经济数据出来，3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增长0.7%，环比2月份的1%回落了0.3个百分点。3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从同比看，下降2.5%，降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消费全面走软，经济严重通缩。其实，去年5月份中国政府就紧急召开过稳经济大盘动员全国大会，中共二十大和“两会”后，也出台了很多抓经济的政策，但新形势老思路，于事无补，一误再误。
中美技术代差大
通缩难治，日本有前车之鉴。难处在于，当年日本有的没有的，中国都有。内外发展环境的不确定增加了风险。当前，看到问题比看到成绩更重要。
（作者是中国四川退休经济学者）
21世纪最大事件是全球化终结，地缘政治崛起，中国不可能再有“以时间换空间”的机遇。国际博弈得靠实力，当务之急是解决好举邓旗还是走毛路，要民富国强还是国富民穷的问题。至少得解决好保护私有财产、法治替代人治、禁割老百姓韭菜三大问题。
五是世界工厂边缘化。制造业占中国GDP超过30%，如今昆山、东莞、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制造业都空了，衰退速度触目惊心。世界工厂引擎熄火，表面原因是订单暴跌，深层原因是技术红利耗尽。18世纪工业化革命，中国清政府还在闭关自守。20世纪工业革命3.0时代，中国还是一穷二白。改革开放走的是以市场换技术、山寨、剽窃的跨越式、弯道超车特色道路。
城市化做过了头
四是高投入低产出。粗放式发展是中国宿命。中国摊子太大，浪费太多，效益太低。晶片、太阳能、电动车、5G，以及高铁、港口、机场、大型桥梁，还有一大堆新区都占用了大量投资，大多回报率低，有的甚至烂尾。投资万亿元发展5G被美国6G碾压，投了万亿元发展晶片还是全军覆没，珠港澳大桥至今入不敷出。中国用这么多钱摸着石头过河，再有钱的国家都耗不起。
问题一是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是规模庞大且技术落后的过剩。世界工厂是曾经的自豪，“闭关锁国”是而今的伤痛。9亿劳动人口，6亿套住房，房地产业已是明日黄花，汽车行业掀起倒闭潮。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外贸订单锐减，工厂倒闭，就业困难，一些人35岁就找不到工作。内循环根本搞不起来，如此产能过剩消化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