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改革开放的意义还在于彻底告别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重农抑商、节制资本、利出一孔这套国家干预主义，让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在中美制造业及贸易竞争中遥遥领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一直认为，前总统特朗普（当然美国两党皆然）找错美国衰落的真正敌人，大敌并非中国或其他国家，而是美国主流经济背弃华盛顿等人创立合众国时所信仰的古典自由经济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能坚守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不动摇，能继续坚持市场作为经济主体这一大方向不变，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就不是中美经济竞争谁输谁赢的问题，毋宁说给人类未来正确的经济路线指明一个方向、保留一个样板或纠错的参照物。正如埃贝林在《美国大萧条》中文版的序言中语重心长地说：本书“将为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世界经济巨人，追求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稳定提供一个独特的参考视角”，有助于理解竞争性市场制度是多么重要，能为社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古典自由经济思想才是一国自由与繁荣之根，且是唯一的根！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施政纲领已逐渐浮出水面。坦率地说，除了移民问题及外交问题外，她提出的“降物价+减税+高社会保障”的经济纲领，延续拜登的政策方向，只不过更为激进。美国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研究显示，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将导致美国10年内（2026财年至2035财年）赤字，至少再增加2万亿美元（约2.65万亿新元）。如果再算上她所支持的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计划，以及更激进的10万亿美元规模的气候计划，都意味着若她胜选，美国经济将继续沿着政府管制、干预甚至计划这一套“总体经济学”的错误方向一路狂奔而去。

特朗普找错美国衰落真正敌人

正是这套“总体经济学”导致今天整个西方经济债台高筑、振兴乏力，步履蹒跚且危机频发。颇具讽刺意味且恰成对比的，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在改革开放中放弃强国家干预与管制这一套计划经济模式，转而践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反复阐明的，要以市场无形之手自由运作为核心的古典经济模式，不仅重新肯定分工、合作与自利动机之重要性，而且“自由放任人民去追求财富的成长”（米塞斯语）。这正是中国在40多年前开启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所在。

美国当下主流经济界的药方，恰恰又是进一步反市场的国家干预，错上加错，每况愈下。即使就特朗普的应对之策——加征惩罚性关税，也是反经济自由的管制型做法，虽然能间接使许多美国供应链从中国外迁，但也不过是迁到东南亚诸国而已，对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又有何益处呢？

这使政府登上积极干预经济的舞台，并成为主角，尤其是在福利经济学思潮影响下，以完善社会福利措施，促进公平分配为名，公然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管制，干预市场。在他们看来，任由经济自由发展，一定会出现“市场失灵”，所以必须由政府出面校正才行。其实应反过来说才对，正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才导致市场失灵，经济紊乱。

这不仅会使美国赤字率急剧攀升到危险的地步，而且会为美国未来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因此这一经济纲领不仅无法解决美国当下的经济问题，还必然会使政治冲突更趋极化分裂，同时也会使美国未来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振兴乏力——尽管眼下美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正风头无两。

综上可知，美国今日处境不仅再次证明古典自由经济理论之正确，而且也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西方当代主流经济误入歧途。这是我们观察美国两党总统竞选纲领时，不能不深感忧虑的。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困扰美国的真正问题所在，而且提出错误的施政纲领，在错误之路上狂奔不已，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

经济学家罗思巴德（Murray N. Rothbard）在1963年出版的名著《美国大萧条》中，也对美国政府中央银行体系和误导性的干预政策，如何导致和延长19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给出极富洞见的解释。在经济学家埃贝林（Richard M. Ebeling）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同样不是真正自由市场的危机，而是管理和调控的经济管理体系造成的问题，“这个体系充斥着命令和与之相应的腐败”。可以说，美国的两次经济危机，不仅一再印证米氏为代表的古典自由经济观点无误，而且也将悲哀地预示着未来美国危机的必然来到，如果他们仍执迷不悟的话。

可以说，近40年全球化之所以会出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表现乏善可陈，甚至一度被视为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则实现财富的巨量增长，成为这一国际竞争中的胜利者，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已经愈发整体性背离亚当·斯密开创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古典经济道路，反而是凯恩斯为代表的“总体经济学”大行其道；后者不仅提出政府要“创造有效需求”，对整体经济体系做精密调节的干预，以应对经济不景气和失业，而且要求政府担负救经济、拼经济的重责大任。

无论是在1980年代提出放权让利、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口号，还是在19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都在思想上契合古典自由经济主张，“国富”的效果不仅通过40余年实践得到印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79美元上升到近8000美元），而且缔造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并为中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的这一最初预想。

美国今日处境不仅再次证明古典自由经济理论之正确，而且也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西方当代主流经济误入歧途。这是我们观察美国两党总统竞选纲领时，不能不深感忧虑的。

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及高徒哈耶克，不仅提前准确预测到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尽管未给出具体时间），而且米氏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经济萧条之所以反复出现，“并非一个未受干扰的市场经济固有的运作特征，而是政府假借降低利率和繁荣经济的名义，以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为手段，干预市场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在米塞斯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体中，人为造成的繁荣必定会伴随衰退”。

（作者是中国国际法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