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过引进更多元化和多标准的新移民，包括低端劳动者，增加这些人的公民总数与占比。精英新移民虽然能带来巨大的移民财富红利和人才红利，但也拉高本地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相对降低了普通公民的幸福感。开放特定比例公民名额给中低端劳动者，可以缓和这种现象。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MPAM硕士项目学生）
新加坡目前人口情况呈三个特点。一、人口总数增长滞缓，2018年与2022年均为564万人，增长率接近零；二、年龄构成呈现少子化与老龄化，0岁至14岁人口占比12.4%，进入超少子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4.3%，进入老龄化社会；三、劳动力严重依赖外来人口，根据《2020年人口简报》，公民占比约62%，各类准证持有者占比约28.8%，永久居民占比约9.2%。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在劳动节献辞中说：“新加坡能仰赖具有高技能和纪律的劳动队伍，来应对全球因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挑战”，笔者大致认可，但要更好地应对挑战，要做的还有很多。
三、培育文化产业发展，建立自有文化体系。新加坡人口以华人居多，采用的是英国法系与行政管理系统，在美国等现代化贸易体系下发展壮大。但在我有限的接触当中，一些人既缺少对华人的认同感，也没有欧美文化的归属感。与此同时，物质生活丰富，文化生活匮乏，缺少精神追求。年轻一代缺少老一代吃苦耐劳的品质，也缺少西方社会创新的意识。
对能反映新加坡奋斗历史的人物与事件，应加大投入进行文化作品创作和传播。通过不断丰富本土文化作品，形成新加坡自有的文化与精神体系，用以传承老一代艰苦创业的精神，强化新加坡发展中砥砺创新的意识，借以培育年轻一代创新竞争能力。
对能反映新加坡奋斗历史的人物与事件，应加大投入进行文化作品创作和传播。通过不断丰富本土文化作品，形成新加坡自有的文化与精神体系，用以传承老一代艰苦创业的精神，强化新加坡发展中砥砺创新的意识，借以培育年轻一代创新竞争能力。文化是民族之魂，通过发展本土文化，对增强社会活力和凝聚力，也许会事半功倍。
人口是一个国家和城市发展的基石。新加坡依靠独特实用的人力资源政策，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支撑着新加坡发展的人口人才就业结构现状，深藏隐忧。
二、投资创新创业、助推创新意识与奋斗精神。部分本地年轻人反对精英制的根本原因，是大部分人难以成为精英。精英式教育理念使大多数人在成年进入社会后，很难与已经被培养成精英的群体竞争。在中国，年轻人可以利用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去颠覆原有的行业巨头，不仅诞生了美团、拼多多这样创新的商业模式，也产生了宁德时代等新能源巨头。就创新环境来说，中国相对拥有更好的土壤。在新加坡，政府应加大鼓励和投资创新创业。淡马锡在全世界投资，如果能在本土孵化出一批独角兽创新企业，将对新加坡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奋斗精神，有巨大的助推作用。
增加社会必须的、在本地服务年限较长、技能较好的低端劳动技能者公民名额，不仅能提升本地引进外劳的吸引力，也为社会注入新活力，增加生活水平的对比维度。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提升底层公民占比。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拥有同样机会的底层公民，往往更懂得感恩，因为他们的劳动回报率与生活水平增长速度相对更高。新公民的生活水平起点低，进取心和竞争意识更强，更容易产生鲇鱼效应。
新加坡社会分工粗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由外来劳工构成的下层社会，以远低于劳动市场标准的薪资提供劳动力服务；二、由本地人构成的中层社会，在政府提供的以廉价组屋住房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下，可以不用很辛苦地过着有保障的生活；三、由政府与企业精英和跨国公司高管等构成的上层社会。总体上构成以外劳为塔基，以本地中层为塔腰，以本地精英和国际化高端人才为塔尖的社会人口结构。
据我在本地住了一年，此前也在东南亚其他国家都待过一些时间的观察，新加坡年轻人总体来说，呈现三个特点：一、社会创造参与感不足。本地年轻人生活条件较好，但幸福感却差，这与没有艰辛付出，也没有深度参与社会核心价值创造（包括建国草创阶段），有着深刻的关系。二、技能单一与竞争意识不足。和技能复合型的中国白领与具有国际视野的跨国公司人才相比，新加坡年轻一代略显技能单一和缺少创新意识。三、盲目的自我意识觉醒。我感觉新一代对本地精英体制的抵制，势头不断加强。这种民意的背后，也许是缺少阶层下降的危机与阶层上升的机会所造成的。
要对现阶段的政策进行调整，势必对当下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等造成冲击。但优化人口结构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此，笔者尝试做以下思考探讨。
这样的社会结构在现阶段给予新加坡发展很大的助力，但一般本地人不须要太辛苦奋斗，也不怕跌落社会底层，即使奋力拼搏也难以和本国精英和国际人才竞争，会导致年轻一代逐渐失去拼搏创新的斗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