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新加坡社会依然保守和传统，这同样会对女性的结婚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据2013年《新加坡人社会态度调查》，在新加坡的工作女性中，九成还要同时承担家中的主要家务。这不但会极大地限制女性在职场的发展，也会严重影响女性的生育能力与意愿。她们一方面要去上班挣钱，同时还要照顾家庭并养儿育女，这种夹缝中的生活太不轻松了。因此，如果要将新加坡建设为一个有生命延续性的强韧社会，就需要政府、社会团体、科研机构乃至每个家庭的共同努力。这其中，男性多分担点家务，就是很好也很容易的第一步。

6月中旬，《海峡时报》一篇题为《单身比例上升是新加坡婴儿荒的主要原因之一》的报道，引起坊间不少争论。此文通过对本地整体生育率下降因素的分析发现，2005年至2023年整体生育率的下降，是因为已婚女性比率下降。这可能意味着我国过去20多年来所实施的提高生育率措施，像发婴儿花红、增加产假等，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因为关键在于晚婚与不婚，而非仅“已婚夫妇不愿意生育”，因此，通过货币来鼓励“已婚夫妇”生育更多孩子，就未必有效。

低生育率是世界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中，就业压力大、住房开支与儿童养育成本高等诸多原因，都使得低生育率成了世界性难题。即使是生育率一直较高的美国，在2007年至2022年间，也下降了近23%。比起1950年美国女性平均生育约三个孩子，现在只有1.6个。东亚区域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速度，更是国际研究与讨论的重要对象。

当然，我们不应将不生孩子的责任单单归结到妇女身上，生育儿女一般是夫妻的共同决定。但还是应该从女性角度，来思考她们所遇到的困难，以此来提供解决生育问题的潜在方案。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其次，本地妇女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且由于政府政策支持，也导致妇女的高劳动参与率。这非常容易理解，实际上高教育程度与劳动参与率，又同样是导致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鼓励妇女不接受教育并呆在家中。但是，是否可以考虑在未来的政策中，对大学与工作中的女性结婚生子，给予更多更实在的方便与照顾？

去年，新加坡居民整体生育率（TFR）再创新低，据协助管理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在今年2月国会辩论时透露的数字为0.97，这不仅是首次跌破1以下，更与2.1的正常人口替代率愈行愈远。以过去10年新加坡的整体生育率变动曲线而言，2014年，这个数值还是1.25，此后就一路下跌，至2021年后更进一步加速。除了冠病疫情导致情况恶化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值得深思。这至少显示，目前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足以扭转这一趋势。人口萎缩不仅会对经济、国防动员能力、社会年龄合理分布等多方面造成冲击，即使依靠引进一定数量的移民来填补空缺，就长期而言，依然会对国家凝聚力存有不小的威胁。

新加坡除了有发达国家与都市紧张生活等因素之外，比起其他低生育率地区还有若干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本地人单身率极高，以我同事为例，除僧侣之外，在家教师中，单身者竟然过半，而且多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这也与新加坡统计局的数字相应，过去10年中，新加坡25岁至29岁女性的单身比率，从2013年的62.4%上升至2023年的70.1%；同时期男性30岁至34岁年龄段的单身比率，也从39.6%增至45.2%。换言之，在过去女性结婚成家最常见的年龄段中，竟然有七成本地女性尚未结婚。错过了这个结婚生育的黄金阶段，很可能会导致其中不少人终生不婚。

本地年轻人不像以前那样，到适婚年龄就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这可能并非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主要是出于经济等现实原因。这背后还隐藏有观念上的巨大改变。很多当代新加坡人认为，结婚与生子并非是人生——或者至少是快乐人生的必经之路。他们都不会因为必须结婚，而去将就着随便找人结婚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