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在多元族群社会中，族群与国家是一对共生却又有着内在结构性张力的变量；放大而言，在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发展和世界治理，同样存在着这一结构性张力，日渐兴起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潮流是当代表现。这是一个巨大挑战，新加坡的族群治理和发展经验，可以部分回应这一挑战。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如果人类不想未来是一个战争的、分裂的、停滞的仇恨世界，而是一个真正包容成长、多元共融的和平世界，新加坡可以贡献作为世俗化—多神教亚洲世界优等生的智慧。
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这样一个多元的新加坡，能够从一个自然资源贫瘠的岛屿得到充分开发，实现繁荣，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各国，不能实现同样的梦想。确实，世界政治经济正在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挑战催发了形形色色的“脱钩”、区域化和“安全压倒效率”，一个分裂的、更低效更动荡的世界可能成型，但这不可能是一个更有前景的世界。
日前笔者出差经过山东省济南市，与好友、《多元共融——新加坡族群治理的结构与逻辑》作者，曾经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的范磊博士作一席谈，从新加坡“多元共融”的族群治理经验，到新亚太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区域一体化地区发展话题，得到很多启示。我们认为，一个和平共处、多元化共生共融的新亚太前景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和世界的。
面对独立后国内族群关系的复杂情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定多元平等的族群政策，以及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协调了族群关系，在利益、规范和认同等不同维度上，弱化了各族群和宗教社群之间曾经存在的尖锐矛盾，在持续消解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张力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共融”的嵌入式治理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印太地区十字路口的新加坡可以看作一个缩小版的亚洲，是多个种族、宗教、经济形态和价值观和谐共存的所在。新加坡有华族、马来族群、印度族群、亚洲和西方各国人士；有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回教、犹太教各种宗教文化；也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自由企业与淡马锡控股这样强大的政府控股企业，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金融、资讯与通信、石化产业政策。所有这些共同铸造了一个多元和高效治理的繁荣的新加坡。
范博士提及新加坡可谓典型的“先天不足”，幅员有限却又种族多元，但形成了与体量并不相称的、为世界瞩目的“小邦大治”。社会的异质性、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序性等，都是多元族群社会治理进程的生动呈现。
撇开地缘政治解读，美国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中国之“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亚细安之主张在维护自身中心地位的同时，建立开放而非封闭、包容而非排他、合作而非对抗的地区架构，是可以包含人类和平共生、多元共融的共性。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连接部和枢纽地区，身在其中的新加坡的治理经验，可以成为新亚太和发展中国家建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宝贵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