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全球化可以被逆转，尽管它肯定会变得比现在更不均衡。超全球化的时代已然落幕，正如利率为零或近乎零的时代已然终结。更宽泛地讲，我们不应将特殊情形误作常态。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的约20年，对我们以及大多数国家而言皆是良辰岁月，但这并未使其特殊性有所消减，亦无法使其重现。我们已回归常态。
本区域最危险的爆发点在台湾海峡。特朗普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不如拜登，但这并必是坏事。拜登曾四度清晰表明在中国大陆发动攻击时，会防卫台湾，这与美国自197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对华政策相悖。这些表态在台湾滋生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台北的态度是“我是唯一的华人民主国家，所以你必须帮助我”。如果这导致台湾政客过度挑战底线，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特朗普说，“关税”是他最喜欢的词。他威胁要对每个美国贸易伙伴征收10%至20%的“自动”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高达1000%。这一上限范围可能有些夸张，但谨慎起见，我们可以假定美国将征收某种程度的关税。同样，世界不会因此终结，但在某些方面已很脆弱的世界经济即使不会崩溃，也肯定会放缓。
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中更有可能强调价值观和人权，这可能会助长台湾的理所当然之感。无论如何，过度强调人权问题会使美国与中国和亚细安的关系复杂化。
虽然前总统奥巴马的演讲更漂亮，但特朗普（也许本能地）对硬实力却有更深刻的了解。何况，本区域最危险的问题是擦枪走火很容易导致事态失控，而这些都与硬实力有关，须要通过可信的威慑来应对。
（作者Bilahari Kausikan是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再面临任何关乎存亡的威胁。故而，美国没有迫切的理由去“承担任何责任或付出任何代价”，以维护国际秩序。这并非如一些人所描述的，美国正在退缩或回归孤立主义。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如何以及是否干预的问题上会更加审慎抉择的美国，也是一个会对其盟友、伙伴及友邦提出更多要求的美国。就此而言，拜登的协商方式（不妨称之为“礼貌的交易主义”）与特朗普的交易主义，并无太大差异。
当然，经济学家都知道，即使是在细枝末节作出调整，也会造成重大且具破坏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探究这些调整可能是什么。
第三，美国在亚洲的重大政策，即对华政策和贸易政策，已经确立，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当选，这些政策的根本方向都不太可能改变。未来可能的调整将集中在对华和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上，而非其核心内容。
黄金顺译
首先，美国选举有什么，是和我们没有关系的。这并不是一些人（主要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所认为的，关于美国民主未来的世界末日般竞选。美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我有生之年，我也不止一次目睹它自我重生。我的美国朋友关于他们的民主受到威胁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是，很少有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绝对地赞赏美国式民主，我们也不会对各种形式的威权主义产生巴甫洛夫式的恐惧。我同情我的美国朋友，但他们的担忧不应成为我们的主要担忧。
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谈判进展艰难，最终未能就贸易章节达成协议。亚细安尚未完全理解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相似之处，因此其“核心地位”继续受到削弱。从根本上来说，“核心地位”就是能发挥作用。未能够迅速地适应美中竞争加剧，以及更礼貌地进行交易的美国所界定的新战略环境，削弱了亚细安的作用，并使其边缘化。别人称你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它们——中国和美国——真的这么认为。
其次，让我们客观地看待事物。特朗普政府并非一无是处。诚然，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至今仍是一个余波荡漾的冲击，但我们随机应变，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世界并未因此终结。而且，特朗普为恢复美国硬实力的可信度所做的一些事情，肯定符合我们的利益。仅举一例：2017年8月，金正恩得意忘形，用导弹威胁关岛。特朗普则威胁要以“炮火与怒火”回应朝鲜。从那时起，据我所知，朝鲜从未试射过任何可抵达关岛附近的远程导弹。
特朗普对硬实力有更深刻了解
如果特朗普再次执政，几乎肯定会对利用东南亚和墨西哥作为“后门”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以及通过“新加坡洗白”（Singapore-washing）的中国公司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这并不是说由哈里斯当政就会忽视这些问题，只是她可能不会以同样的力度来处理，但肯定会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必须明白，美国对贸易的态度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并适应新的现实。
在新加坡短暂的历史中，至少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如此。在条件远比现在糟糕（不要忘记，当时东南亚的冷战正酣）、能力也远不如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还实现了繁荣。只要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再创辉煌。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内，而不是国际。美国大选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自身能力和社会凝聚力保持信心。
一直以来，新加坡和亚洲与美国的关系，更多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美国的正式盟友也是如此。我们是务实的。只有美国能在制衡中国和维护亚洲稳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作用现已得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传统不结盟国家，甚至越南等宿敌的认可，因此，无论谁入主白宫，我们都会想办法与之合作。
接下来，让我将视角转向贸易领域。但同样的，先了解一些背景情况。中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且其重要性还将与日俱增。但美国仍然很重要。2023年，中国与亚细安的贸易总额为6967亿美元，而美国与亚细安的贸易总额为3950亿美元，差距颇为显著。但倘若将与美国盟友（欧盟、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额计算在内，亚细安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总额将达到8040亿美元。
大国之间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或至少是冲突的威胁，是主权国家之间国际关系的固有特征。当然，美中竞争，以及乌克兰和加沙的惨烈战争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它们都是已故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称的“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认为任何国际秩序都是协商一致的结果，是一个根本性错误。在世界历史上，往往是竞争和减轻（而不是消除）风险的努力，构成了我们所知的唯一“秩序”。
在条件远比现在糟糕、能力也远不如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还实现了繁荣。只要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团结一致，就能再创辉煌。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内，而不是国际。
拜登政府也并非尽善尽美。诚然，拜登更具协商性和可预测性，这都是好事。但我们不应忘记，拜登进行协商，并不是为了询问你的家人过得怎么样，而是想知道你准备如何推进美国的战略目标。
美国对贸易态度已发生根本变化
美国总统选举已进入终局阶段，目前的形势看起来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尽管美国博彩公司看好前总统特朗普获胜，但试图预测获胜者毫无意义。我们没有投票权，所以更有用的是，无论谁将入主白宫，去审视一下这场选举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