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阁引入经济专才是当务之急
在多变的马国政经局势中，经济治理的重塑和专业智慧的引入，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经济的强弱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须要政府持续的努力和智慧塑造的。为了在这一旅程中迈出坚实步伐，招揽具备国际视野的经济专才，制定稳健的经济政策，促进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加强与各州州政府的合作，至关重要。
经济的焦点：通胀和股汇
长期来看，国债水平持续居高不下，以及国油等国企的收入是否能持续增长，也是重要问题。国油所贡献的股息和税务，占国家总收入的27.5%，然而这种依赖模式未必能持续。国债高企和国企收入依赖度过高，可能导致长期经济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须要积极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否则“民粹财案”难以为继。
然而，与此同时，马国首相的政治红利也面临关键时刻。六州选举的信号表明，政治风向正在逐渐变化，而政治红利的未来，将取决于如何应对经济挑战以及改进经济治理。只有通过在政府中引入经济专才，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加强国内与国际合作，才能为安华和团结政府在重塑政治红利的道路上，开辟新的机遇。
在当前形势下，为了重新塑造马来西亚的经济治理，在内阁中引入经济专才，成为当务之急。与其依赖那些仅在咖啡店或社交媒体谈论经济政策，但缺乏实际可行性和深度理解的当朝政客，不如侧重拥有专业知识和实际经济洞见的人才。那些所谓“咖啡店经济学家”常常只喊出一些经济口号，却罕见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或深入的分析。他们的言论包括“做大经济蛋糕”和“降低税务”等，往往缺乏具体概念或计划。
同时，汇率走弱也影响人们购买力。对商家而言，汇率的不稳定可能带来更大的经营压力。部分商家可能无法承担汇率风险，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导致输入型通胀。汇率走弱不仅影响国内市场，还直接冲击外来投资者的信心。投资者对汇率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资金流向其他地区，加剧资金外流现象。这种情况可能损害国内市场的稳定性，对经济造成一定压力。
经济的强弱是果非因。从经济角度来看，目前马国的关键经济问题，主要围绕通货膨胀、汇率和股市，这也是短期内国民最关切的焦点。在通货膨胀方面，尽管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有所放缓，但食品类别的物品价格对广大民众影响最为深远。毕竟，食品在人们可支配收入中占据约三成的比重。特别是B40群体（每月平均收入低于5250令吉，约1528新元），其食品开销占比更高，因此他们面临的通胀压力更大。
具备以上条件的人选，除了有暂时被巫统冻结党籍的前卫生部长凯利，和曾在纳吉第二任期官拜第二财政部长的佐哈里，还有目前退居幕后的牛桥（Oxbridge，牛津与剑桥）资深领袖潘俭伟和王建民。
（作者是马来西亚专栏作家）
新加坡经济治理的主力是技术官僚（technocrat）。马国要改善经济，也必须重用有财经学识，同时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专才。他们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谈判，推动国际合作，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国际视野非常重要。这样的经济专才可以为政府提供独立的经济分析和建议，帮助政府制定更加务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从而带动国家发展。
然而，实施消费税（GST）一直被视为禁区或是潘多拉的盒子，因此只能是最后手段。政府须要审慎考虑不同政策选择，以平衡财政收支，维护经济稳定。回顾历史，无疑是前首相推出的消费税和主权基金丑闻，把希望联盟送上执政舞台，惟当前的财政政策还未能解决希盟上台废除消费税后的空洞。这一点导致低收入群体被迫在疫情期间提取公积金，变相成为一种税务。
如今，马国国民的关注正从政治转向经济治理能力，以及是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开源政策。就像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民在选后政治热情逐渐消退，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一样，马国同样面临将焦点从政治转向经济的现实挑战。经济治理不仅是成功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政府施政效果的重要标准。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政治红利，如同潮起潮落，正面临关键时刻。如果将六州选举视为一场公投，这一观点在我之前的文章《绿潮来袭还是两线制形成？》（《联合早报》8月18日言论版）中有所体现。文章分析了公务员投票倾向以及北部政治根据地的三个州议席落入对手阵营，可以看作是强烈的警示信号。这一现象清晰显示，安华及其领导的团结政府所享有的政治红利，正在逐渐减弱，也就是说，执政的蜜月期已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