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和融资影响的是国家收支平衡,而不是增长。最近,中国的出口和吸引到的外国投资都减少,但2023年上半年的贸易收支盈余还是有4090亿美元(约5589亿新元),外国投资也达到1000亿美元。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国内投资机会匮乏,为了强化供应链,中国对海外资源开发等的投资,将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许中国今后也会积极继续在海外投融资吧。
作者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现代中国研究专家
中国为防止泡沫经济崩溃付出代价,须要承担“无用的高薪”,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如果放任这种状态,难免会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在中长期来看,一旦确定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或人们意识到高压的政治体制给国内带来了诸多弊端,那么一直吸引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发展模式”就会失去光环。
中国的地方财政也因长期负债而陷入危机。中央政府要求金融机构延长地方政府债务期限或降低利率,但这就像是把在地方财政的资产负债表中堆积的垃圾,转移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没有根治。如果避开根本性的对策,有可能招致意想不到的系统性风险。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中国的总负债占GDP比率,从2010年初的178%,激增到去年底的297%。这是泡沫经济的特有现象。原因是投资效果不佳,导致投资产生增长的力量减弱。这可从边际资本系数看出来。在2007年,产生一个单位的经济增长,只需2.8个单位的投资,2019年却需要7.2个单位;2020年至2021年的加权平均需要15.1个单位。
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毒素”很容易理解——不合理的高额住房贷款、包括利息在内的分期付款让家庭生活受到挤压,继而拉低消费。
在危险显现出来之后才采取对策,代价会更高。
企业的过剩投资所带来的“毒素”,就是通过贷款来投资,非但没有得到收益,还要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打个比方,就像给不会工作的员工发“无用的高薪”一样。中国政府隐性担保让无法自力更生的僵尸企业持续支付利息,就如同这里所说的“无用的高薪”。
一带一路的未来
资产负债表的恶化
乍看之下,这可避免泡沫经济崩溃,似乎是件好事。但是,若用人的健康来比喻,就像是误吃了腐烂的食物(没有效率的资产),却不吐也不泻,毒素没有排出,堆积在体内以不同的形式危害健康。
自2020年起,因房地产融资政策收紧引起的房地产不景气持续了两年多,时至今日形势越发严峻。与前两年相比,今年7月住宅销售额减少45.8%,新开工面积减少57.6%,业绩惨淡。中国政府认为“全国平均房价没有下降”,但它是否出现了“有价无市”的现象呢?
中国必须推进它一直回避的垃圾清除工作,即处理不良资产、不良债务的减值。正如管理泡沫经济崩溃一样,这个过程须要忍受多年低增长的痛苦。但若要真正恢复健康,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令人费解的是,要解决当中任何一个课题,中央政府都必须出面扛起责任,但到目前为止却还没看到有任何迹象。
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也因土地出让收入骤减而加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月份公布的估算数据,截至2022年底,正规地方政府债券,加上政府直系融资平台的银行借款及公司债券等隐性地方债务,便达到10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9.83万亿新元)。如果平均利率为5%,每年将产生5万亿元利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这是最大税目增值税税收的六七成,陷入财政危机理所应当。
在中长期来看,一旦确定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或人们意识到高压的政治体制给国内带来了诸多弊端,那么一直吸引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发展模式”就会失去光环。这或许会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中国,政府介入制止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无法还清债务的企业也因为有政府在背后支撑,让他们只须支付利息或展期偿付本金(实施“政府隐性担保”),因此很难破产。
如此一来,中国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又会何去何从?
另外,中国短期内迫在眉睫须处理的问题,是撑起经济不让它下滑,并对处于危机状况的地方财政实施改革。如果不采取措施防止经济恶化,可能会导致民间出现大规模抗议,以及中小金融机构发生挤兑等危害社会稳定事件。
在一般国家,即使债务占GDP比率急剧增加,也会在不久后下降,因为泡沫破裂(资产价格暴跌)后,估值过高的资产和无法偿还的坏账,都会计入减值损失。这也可以理解为市场机制会清理堆积在资产负债表两侧的垃圾。
中国人民对未来感到不安,致使他们在开支上变得谨慎,中国结束清零政策后,国内消费并没有恢复到预期水平。感受到“住房资产价值下跌”的家庭,希望能减少偿还贷款的负担。这让人联想到30年前在日本发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前景严峻。虽然发生泡沫经济崩溃的可能性依然很低,但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中长期停滞。
不过,难题也伴随其中。国内恐怕出现批评和不满,说“比起在海外投资融资,更应该将资金投入国内经济和消除贫富差距”。此外,接受投资融资的国家也会担忧,如果中国的资金集中在资源开发等方面,是否只是为了“追求本国的利益”。
乌云开始笼罩着中国经济。
中国过去十多年持续过度投资,“无用的高薪”达到了惊人的规模。笔者假设:一、房价是正常水平的两倍;二、金融机构给企业的贷款,有15%属于高危潜在不良债务(根据IMF在2016年的推算);三、地方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只有账面资产价值的一半。以这三个假设来估算,无用的利息支付每年约为3.8万亿元。这等于把相当于GDP的3%的财富,转移给金融机构及其客户(拥有大量资产的富裕阶层)。
这看来似乎都是由房地产不景气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但中国当前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房地产领域。由于多年的过剩投资、过剩债务,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正在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