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却无法统一语音，但这没有造成中华民族的分裂，这也许是沿用1300年科举制度的一大贡献。各朝各代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得先过国家统考（科举）这一关；来自各方的学霸，从小讲不同的方言，要到中央朝廷当官，就得学讲官话。
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几千年来，简化和繁体化都是汉字自然发展的现象。在汉代，简体字已经很通行，北魏时代“乱”（亂）字已经出现。宋元之后，简体字更多，可从古人的书法中看到。古代一些通用的字，也以简体的版本取代。如唐宋之后，“圣”字取代“聖”。“圣”字属于汉字“六书”中的“指事”，上面的“又”字是两只手的象形，向地上祭拜，古人敬天为神，敬地为圣。“圣”字并非简体，是如假包换的正体字。
李光耀的语文政策影响了华文报与华文华语的命运，这也是他给新加坡留下的长久遗产，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
《联合早报》纪念李光耀百岁冥诞活动之一，是制作不同主题的播客节目。最近制作团队与我做了一段录音访谈，谈李光耀的语言政策，让我预先看两段李光耀在1971年和1979年国庆群众大会上的录影片段，让我回味一下李光耀当年以福建话演讲的情景。看了之后，不禁被李光耀当年的福建话功力所震慑。
当年李光耀进入政坛后，向电台厦门话新闻播报员学习，因此他的福建话竟然也带着浓厚的“老福建”口音，咬字清晰。如在说到一句“要跟人民解说”，“解说”一词，他的发音是“kuay sue”，后又即刻纠正说“kai sue”，其实两个发音都正确。更叫我惊奇的是，他还用了一个成语“bi wu tiu biu”。能用福建话准确发音说出“未雨绸缪”者，在今天恐怕寥寥可数，我也怀疑当时现场观众中能听懂这个成语的有几人。
我国推行简体字和汉语拼音，跟讲华语运动是双线并行的，都是朝双语教育的大方向迈进。推行简体字几乎没有阻力，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小争议，如说简体字破坏了汉字的美和规律。
马来西亚华族社会因为缺乏政治上的推力，而且不少华校生到台湾留学，对繁体字情有独钟，所以，华文报上长期保持简繁共存，读者也能适应报上的“二元”现象。这跟新加坡有政治上的主导和推动不可同日而语。
郭教授说，自1949年以来，因为海峡两岸的政体、政见不同，形成华人世界的中文书写与口语应用的二元结构。他以两岸三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马地区通行的华文、华语为观察对象，分三点阐述二元结构形式。
新加坡当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初，没读过几年书、没学过华语的年长一代心情矛盾。一方面，他们得舍弃多年习惯的方言视听娱乐，另一方面还得大胆地讲华语，不怕被人笑话。反倒是部分受英文教育者，以方言才是他们的母语为由，对讲华语运动热心不足。
郭教授从更大的格局，给华文华语的发展和为未来前景做了全面的梳理，给新加坡今后的双语教育提供更为明确的思路。
李光耀的语文政策影响了华文报与华文华语的命运，这也是他给新加坡留下的长久遗产，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今天在举国上下纪念李光耀的百岁冥诞之际，《联合早报》也在同一个月份庆祝百年历史，此乃百年一遇的巧合。借此时机，新加坡和《联合早报》都必须放眼更大的华文生态格局，努力加强华文在新加坡的实用性。期待这百年一遇的再次相遇。
《联合早报·言论》版此前刊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郭振羽的文章《中文一字两制新格局》（原载《亚洲周刊》），检讨了中文发展的大趋势。
郭教授的结论是，21世纪中文多元化的趋势，在政治、文化以及身份认同各层面，都有深层的影响，值得深入研讨。未来的中文是否继续二元（甚至多元）并存，或将趋向统一？这不仅是语言课题，更是政治课题，也是文化课题。
官话也就是雅言，雅言就是优雅、有规范的语言。古代读书人并不抗拒学习官话，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明、清以来，官话以北方语言为准，满洲人长年受汉文化影响，文字采用汉字，说中国北方语言。中华民国成立时，出身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的国父孙中山深明大义，仍支持以北方语言为国语。
1979年9月7日，新加坡轰轰烈烈的讲华语运动掀开序幕，李光耀在此一个月前的福建话演讲因此成为历史绝响。
台湾把繁体字称为“正体字”，有自居正统的意涵，甚至把大陆的简体字视为“匪字”。事实上，许多所谓的简体字早已出现在古书中，如：舍、荐、夸、启、网、气、礼、粮（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有些简体字是本字，比“正体字”还正。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他说，中国历代汉字系统经历多年演变，并没有造成政治上的重大纷争。就以现代中文而言，在1949年之前一般通用传统书写形式，既是长年通用，也就从未称之为繁体字或正体字。然而，汉字简化的建议，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从未间断。
关于当代中文的分歧，除了简体字和繁体字之争，还有大陆通用的汉语拼音和台湾通用且历史悠久的注音符号的二元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