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都延续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在长达20多年的战争年代，中共实际上是一个军队党：80%以上的党员都是军人，党的最高领袖都是军事首脑。贯通上下的党组织，军事主官加政治委员的制度，保证了军令政令的畅通，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计划经济是指令经济，军队那套组织形式很容易移植过来。它留给人们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很小，但这在目标明确、办法清楚的情况下不重要，集中力量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但中国现在也到了须要开拓前进的阶段。然而，近十余年来，当局的努力方向是体制内集权，体制外打击非体制力量和压缩它们的空间。结果也可预料：体制内的干部大片躺平、侧卧、不作为；体制外民间资本纷纷逃离，没有逃离的也普遍对前途缺乏信心，对当局缺乏信任，投资扩产的积极性大打折扣。综合效果在内是发展失去动力，经济疲软和大批失业；在外是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外资纷纷撤离，新冷战方兴未艾。西方在高技术方面的封锁，进一步凸显中国开拓前进的必要性。因此，新形势下的党建，需要革命性的思维，而不能一味复旧。
第二，以法缩党：全面从严治党对精英小党有效，但用于近1亿党员，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中共会发现它不得不用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机会，来换取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党员干部队伍的忠诚。为了获取这些资源和机会，党组织就不得不侵掠市场和社会，造成寻租和经济社会关系的扭曲，最终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用法治来取代党组织的微观统治，性价比要高得多，并可大大削减行政成本。这在土地财政结束、政府手头拮据的情况下，尤其显得重要。
第一，有党组织覆盖的私企或其他团体，并不能保证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苏共灭亡的历史经验是，党员干部反而是带头反党的主力。他们在党组织中的威望和掌握的资源，使他们远比社会上、体制外的反对派领袖，更具号召力和行动能力。
第三，小型精干化的党治，也可以通过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来实现。放弃微观控制，给经济社会活力让出空间，这样创新动力就可以来自社会任何角落。成熟的社会不仅是创造力源泉，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民族复兴的标志。任何政党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中华民族却要永远繁衍下去。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成熟，而帮助它成熟应该是中共的历史使命。
惯性回归的实质，是将市场分配和调控的资源重新归纳到党的控制之下。如今，中共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信仰，因为领导者认为，苏共垮掉是由于它的党员都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了。苏共的遭遇是中共红二代心中之痛，他们提出制度和理论自信，秉持的是继承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的决心。但在市场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传统的党建模式是否适应新的国情世情？
哪个模式更具优越性，取决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化追赶阶段，社会主义的优势不言而喻。苏联和中国以几十年顶西方国家数百年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即便撇除一般的后发优势，这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这种速度的前提是先有工业化国家的模板，因而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和如何去达到。苏联实现工业化之后，经济发展停滞，是因为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窒息了内部活力，而外部不存在新动力产生的空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在体制内造成一个相对多元的利益结构，在体制外也拓展了一个相当大、相对自由的空间，摆脱苏联的僵化并成就发展奇迹。
儒家一向以保守著称，将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大传统和一个有僵化历史的小传统相结合，就有可能将中国带入新的停滞，改革设计者须高度警惕。
参考这个比较成功的党治，中共的新党建模式应该包含几个要素。
第四，党组织和党员应该因分工而分化。1亿党员和500万基层组织，可以根据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起的不同作用，来实行不同模式的管理，并使它们朝不同方向专业发展。比如执政部分精英化，大众部分功能化。基层党组织实行社区化、民主化，积极参与社区选举和创新社区生活，并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民情民意，向执政的党团传递，成为决策依据；实现精英相对于社区和执政部分的双循环。这样，党的结构就会从金字塔转为扁平状，更贴近民众和现实。有了与群众的密切互动，就可以有效遏制党内腐败、滥权和脱离群众的倾向。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二，发达国家的情况表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往往产生于预想不到的地方，而不仅在体制内。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在目标、方向和路线都明确的情况下才成立；而且这种“集中力量”往往意味着压制和排斥其他进步力量，以及产生它们的空间和条件。相比之下，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不大会“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不会“集中力量办大错事”，比如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共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它不会阻碍历史的动力从任何地方出现，因为它没有历史宿命的定势思维。
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依靠党组织的单位人，变成受市场力量驱使的社会人，而且全球化大大扩展了他们追求利益的空间和途径。列宁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用一个好党来带动一个好社会，以实现按马克思主义预想的历史轨迹上的进步。这种构思把进步的动因完全集中在党内，它产生的制度布局是“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外不允许有独立的势力存在，不仅包括反对党、宗教和其他有组织的力量，也包括大型私企。这个列宁主义模式至少有两个误区。
改革开放大大激发了经济活力，但也冲击了传统的党建模式，使它不得不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现实。迄今，这些调整中“三个代表”最具突破性，它试图表明中共不再是代表某个阶级的政党，而是民族复兴大业的领导力量，并为各种利益诉求提供统筹协调的平台。
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很小的精英党，在社会上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是它在顶层掌舵，社会在法律、市场和道德的规范下自我运行，相当有活力。可以说它享尽一党执政的好处，又避免了一党独大的坏处：实现政治稳定，有长期规划和及时调整的能力；它利用周期性大选和反对党来避免中式“历史周期律”；新加坡同几乎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史上西风东渐的产物。救民众于倒悬，消灭阶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是中共的初心、使命，更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改革开放不能也没有理由放弃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
借鉴新加坡模式
惯性思维的答案是回归党的“光荣传统”。这些光荣传统在应付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问题上有效，今天是否仍然有效，却没有经过缜密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中共领导集体面临的挑战，是重新设计执政和执政党的模式以适应新形势，但迄今在这方面的探索几为空白，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恢复党的光荣传统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光荣传统再好也属于过去。
这是个开放式的政党。那些被实践证明有能力、有成就的社会精英，不断被网罗到执政党内从事公共服务，以实现他们更高的理想和人生价值。它没有官办意识形态；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们服务以换取选票，是它唯一的小九九（编按：指算盘），既清晰明了，也容易操作。它的党建不追求“全覆盖”，避免因为广泛暴露在人民面前的党员干部腐败滥权，使党的名誉和合法性受损。它拥有中共想拥有的所有能力，却没有背上中共的无限责任。
忘不掉的“初心”
党建新模式探索
列宁主义的适配性
第五，在市场化和专业化强、变化快的领域，如企业，硬性建立和维持党组织完全没有必要。恒大有1万多党员和健全的党组织，但作用为零。
但这个突破并不彻底，表现在它没有正式取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保留了列宁党的基本特征。这就埋下向旧传统回归的动因。近些年来，中共的党建模式不断朝恢复微观控制回归，就反映这种自然倾向。党在社会成份上的开放，并没有导致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开放。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到江泽民的“三讲”和胡锦涛的“保先”运动，再到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中共始终没有脱离列宁主义的轨道。
新的党建模式的目的，是融合上述中西两个模式的优势，避免它们各自的缺陷。自2013年的“七不讲”以来，回归旧模式效果显然不佳，表现在中共越来越借重于儒家大传统，并在“三个自信”之上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但儒家一向以保守著称，将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大传统和一个有僵化历史的小传统相结合，就有可能将中国带入新的停滞，改革设计者须高度警惕。
第一，去意识形态化——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任何理论都是苍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