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本地私立学院兼职讲师）
厂商若要向海外发展，在选址方面，有这样一个参考指标：PESTEL。这是取以下每个英文字的首个字母组成——Political（政治）／Economics（经济）／Social culture（社会文化）／Technology（技术）／Environment（环境）／Legal（法治）。衡量政治这个领域时，一般上聚焦在两个主要面向：国家政治的稳定性和政权的延续性。
新加坡庆幸在建国初期，有一位高瞻远瞩的建国和治国领导者，才能享有今天的成就。饮水思源，仅以此文在“李光耀百年冥诞”之际，缅怀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就以上国家政治体系的选择和设计，以及政权延续性的规范，建国总理李光耀都做了安排。这是他留给新加坡最珍贵的政治遗产。
一些学者在评论新加坡成为一个成功经济体（四小龙之一）的因素是良好的法治基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从殖民地宗主国独立之后，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因，基本上是法治不彰，甚至往往是人治超越法治，导致国家走上衰亡，或在贫穷中打滚而无法自拔。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奠定了新加坡的法治基础。
政权延续性指的是执掌政治权力中心的领导者和领导团队在梯队接班时，是否透明，遵循一定的规范程序，并且接班是顺畅的，接班团队成员的竞争是否良性、理性和明智。接班是否出现一波三折、激烈斗争或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甚至近乎无政府状态。更重要的是，上一梯队交棒给下一梯队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是各方面已上轨道，还是一个烂摊子等待继任者收拾残局？
政权接班人移交的顺畅，可以避免在位领导者一旦卸任，接班权力斗争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以及国家和社会为此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一些国家政治接班时惨痛甚至是血腥的经验相比，李光耀在这方面为新加坡奠定了良好基础。新加坡现在已进入第三代和第四代交接的时刻，人们对此深具信心，这或许是执政党长期得以执政的一个要素。新加坡未经政党轮替，因此国人还未体验政党轮替、政权转移是怎样的一个光景。
笔者曾读过一位历史学者的说法，认为点评一位历史人物，必须把他放在当时所处的时空环境去理解，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些学者在评论新加坡成为一个成功经济体（四小龙之一）的因素是良好的法治基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从殖民地宗主国独立之后，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因，基本上是法治不彰，甚至往往是人治超越法治，导致国家走上衰亡，或在贫穷中打滚而无法自拔。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奠定了新加坡的法治基础。他生前就向人们提醒和强调，不要为他立铜像之类偶像崇拜的象征物。对于像他那样的年代成长的政治人物，立铜像或让下属创建造神运动，是司空见惯的。
李光耀并非十全十美，他也会犯错。笔者没有高度和专业的历练去评论他所犯的错，只能引用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9月19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的文章“李光耀百岁冥诞话功过”，指出李光耀犯下的五项最重要的一些错误，第一项便是：与马来亚合并，这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并在1962年的全民公投中，问题的设计使反对合并的公民无法表达意见。……”，其他详见该文。
政治稳定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治理和运作下，执政者和执政团队治理国家的绩效，是否深获民众拥护，国民是否安居乐业，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41章有这样的描述：“……他（指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遇到不少美国大企业的总裁，他们全得在65岁退休，但是在退休前好几年，他们就必须向董事局推荐至少一名候选人，让董事部选择作为接班人。我决意不在这方面棋差一着，在退下来之前，必定要把新加坡安然交托在可靠的人手中。”就规范“接班人的培养”来说，李光耀具备了卓越领导者的要素。
有全球第一CEO美誉的通用电气公司已故最高执行长杰克·伟尔奇（Jack Welch），在他的著作中，提及他花了七年时间，挑选几位有潜能的副手，让他们互动竞争，以观察和评估谁可以在他卸任时成为接班人。最后，其继任者是杰夫·伊梅特（Jeff Immelt）。就此，领导学领域的学者认为，评估一个“卓越的领导者”的要素之一，是他在位时，是否有积极去挑选和培养接班人的意愿。
